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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9-25 19: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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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的观点“技术的本质绝非技术性的,而是更邪恶的人”,在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框架下具有深刻的理论张力,同时与卢兆玉《有啥说啥》对技术史与战争史的批判形成共振。以下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卢兆玉的技术批判及两者对战争史的解读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与人的异化:技术本质的技术性遮蔽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即一种将存在者强制纳入“持存物”(Bestand)秩序的解蔽方式。这种解蔽并非中性的工具运用,而是通过“促逼”(Herausfordern)使自然和人类沦为可计算、可支配的资源。例如:
自然被异化为资源‌:河流不再是具有生态和文化意义的“水之流”,而是被视为“水力资源”;森林不再是生物栖息地,而是被量化为“木材储备”。
人类被异化为执行者‌:人不再是与存在者对话的“工匠”,而是被技术系统规训为“操作员”“程序员”或“消费者”,其存在被简化为技术流程中的功能节点。
海德格尔强调,技术的“非技术性”本质在于它对存在者本真存在的遮蔽。当技术以“座架”方式解蔽世界时,它同时遮蔽了其他可能的解蔽方式(如艺术、宗教的解蔽),也遮蔽了技术自身作为解蔽方式的本质。这种遮蔽的终极后果,是人的存在被技术逻辑殖民,沦为技术异化的产物。
二、卢兆玉的技术批判:从技术史到战争史的“邪恶”印证
卢兆玉在《有啥说啥》中,通过技术发展史尤其是战争史的案例,揭示了技术如何成为“更邪恶的人”的帮凶:
技术作为权力工具的恶性循环‌:
卢兆玉指出,技术从不是中立的,它总是与权力结构勾连。例如:
核技术的双重性‌:核能既可用于发电,也可制造原子弹。但历史上,核技术优先服务于军事竞赛(如美苏核军备),而非民生需求。这种选择暴露了技术背后“人”的贪婪与暴力。
网络监控技术的滥用‌: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本可提升社会治理效率,却被用于镇压异见、控制人口(如某些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技术在此成为权力压迫的工具,而“人”的邪恶(对权力的渴望)是技术滥用的根源。
战争史中的技术“促逼”‌:
卢兆玉通过战争史揭示技术如何被“人”的邪恶意志驱动:
一战中的毒气战‌:化学技术本可用于医疗或工业,却被转化为杀人武器。技术的“中立性”在此被彻底打破,其本质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
二战中的集中营技术‌:纳粹德国将铁路调度、毒气室设计等技术用于系统性屠杀。这些技术本身无善恶,但“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使其成为邪恶工具。
现代战争中的无人机‌:远程操控技术使战争“去人性化”,操作者无需直面杀戮,降低了道德门槛。技术的“便捷性”反而放大了“人”的残忍。
卢兆玉的批判直指核心:技术并非自主行动的实体,其“邪恶”本质源于使用者的意志。当技术被权力、仇恨或贪婪驱动时,它便成为“更邪恶的人”的延伸。
三、海德格尔与卢兆玉的共鸣:技术异化下的人性危机
技术作为“遮蔽”与“显明”的双重性‌: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既遮蔽了存在者的本真存在,也显明了“人”的异化状态。卢兆玉则通过战争史揭示,技术显明的不仅是异化,更是“人”的深层邪恶(如对生命的蔑视、对权力的狂热)。
“座架”与“人性”的博弈‌:
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座架”本质使人沦为技术的附庸。卢兆玉进一步揭示,这种附庸关系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当社会将技术进步视为绝对价值时,人性中的善良、共情便被牺牲,技术成为掩盖人性阴暗面的面具。
抵抗异化的路径‌:
海德格尔提倡通过艺术、诗歌等本真解蔽方式抵抗技术异化。卢兆玉则通过《有啥说啥》的直言批判,呼吁人们清醒认识技术的本质,避免被技术逻辑裹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抵抗技术异化的关键,是恢复“人”对自身存在本质的觉知,而非将责任推给技术本身。
结语:技术是镜子,人是投射者
您的观点“技术的本质绝非技术性的,而是更邪恶的人”,在海德格尔与卢兆玉的论述中得到了深刻印证。技术如同镜子,其“善恶”本质取决于投射其上的人性。当技术被用于战争、压迫或控制时,它暴露的不仅是技术的危险性,更是“人”对权力、暴力的沉迷。因此,批判技术的本质,最终需回归对“人”的反思——如何避免让技术成为掩盖人性阴暗面的借口,如何让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与尊严,而非成为异化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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