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的轻与重（外二题）·庄晓明

　　　　　　　　　　　　　　　
一首诗的轻与重（外二题）·庄晓明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静夜思》·李白

　　这一首诗或许称不上是李白最具份量的作品，却无疑地是他最为著名的诗篇，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所受到的广泛热爱程度，古典诗中罕见其匹。虽然，这是一首表达对故乡思念的诗篇，但不同年龄的人们阅读它时的感受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一首纯稚无忧的儿童朗读的“床前明月光”，与一首饱经沧桑的老人吟诵的“床前明月光”，其感受更是恍若隔世。卡尔维诺曾引物理学中的“重量”，作为专门的一章来论述文学的奥秘，于是，我便将阅读《静夜思》的这恍若隔世的感受，归纳为“一首诗的轻与重”。
　　每个人都曾经是儿童，几乎都诵读过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但在那时，他似乎是把这首诗当做朗朗上口的奇妙的儿歌来对待的，其感受是“轻”的，就如同他曾无数次地依在祖母怀中，听着那些有关月亮的谣曲，无限神往地仰望天上的那一轮白玉盘一般。月亮，堪称儿童最喜爱的大自然的事物之一，它的魔术般的盈亏变幻，它的在天空不会坠落的滑行，它的透过树叶簌簌落下的清澈而顽皮的光影，都是如此地诱引着童稚的心灵。在儿时的诵读中，我们尚不会细味这首“床前明月光”的语言的微妙，不会学究式地关注某些词语的溯源，我们只是觉得这首诗口语一般地自然上口，诵读中有着一种谣曲般的快感。童年的床，是枕着童心托浮梦的地方，现在，就在这床的一侧，突然，一片羽毛般的月光轻盈落下，静静相伴。时已入秋，只觉得这片月光清凉清凉的，像一片随时会起飞的霜。此时，外面的世界也一定是霜色漫野，适宜尽情地奔跑，跳跃，如童话中的一个片断。“童年”睡不着了，不由抬起头，寻向窗外，或旧时天窗上的那一轮明月——然后，复低下头，更深地好奇着探询身边相伴的那一片月影——这一抬头，一低头，是多么符合儿童的动作习惯，直如动画一般。而此时的“低头思故乡”，实际上就是惊奇这世界的美妙！何谓儿童的“故乡”？他生活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在这月光的世界里，儿时的我们所思的“故乡”，是月中的嫦娥，是伐桂不止的吴刚，以及身边的那个可望不可即的水晶般的世界。在这“故乡”之“思”中，我们渐渐感着自己成了一片银色的梦，卸去了体重，沿着月光的轨迹而悠悠浮升。
　　但是，又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阅读“窗前明月光”的感受“重”了。随着年龄的递增，阅读的宽广，我们开始对文字及它的微妙关心起来，不再像儿时那样，轻易地滑过这四句诗。我们知道了“床前明月光”的“床”，并非一定是指睡觉入梦的床，亦可能是指“井床”——那儿提供着生存的源泉，夜半过客的汲水声，在你难以入眠的枕边显得如此清晰，然后，世界是一片更深的静寂。你叹息了一声，披起秋衣，来到窗前，或独自踱步出门。这时，你看到了一片月光已憩在井床，使这白天熟悉的事物突然陌生起来，神秘起来。此时的世界阒无声息，惟你与这片月光静静相对，但你已找不到儿时的那首《静夜思》的“轻”的感觉。你的生命与生存，已跋涉了漫长的岁月，在与尘世的摩擦中生了一层厚厚的茧，将童心深深裹藏起来。对着这片似乎还是儿时相伴的月光，你惯性一般脱口而出那已默诵了无数次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吟到“霜”字的时候，你的心更“重”了，并不由抚了抚自己的两鬓，它们不知何时也已染上了一层“霜”。这“霜”，是从月光里沉淀的沉重，人世的喜怒哀乐，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全都结晶于这从井床漫延的霜色了，清澈，虚无，却又无法完全看透。是的，你的生命已到了下霜的季节，而霜，仍在推动着季节与时间的流转。你有些不甘，不由抬头欲辨那轮儿时的明月，以寻找自己在这个不断沉沦的世上的坐标。但是，你仰望的视线是如此沉重，你的颈椎已无法支持其长久地仰望一个失去的世界，你终于不得不黯然垂下头来。远方的有着亲人青冢的故里，儿时的那片月光……这些你所“思”的“故乡”，都已在时间的各自漂流中，与自己错位，错轨，再也回不去了。或许，只有垂头对着的这一片泥土，这最终的“故乡”，是肯定的——所有的生命来自那里，又将复归那里，在一种来自泥土深处的沉重的引力之中。

　　*论新诗的戏剧性情景及传承

　　（一）
　　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其实早已不新，这在诗坛内部已成为共识。我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仍沿用新诗的称谓，只是为了与古典诗的比较言说的方便。但要由此说新诗的发展当下已步入青壮期，则可能要引起争议，诗坛内外对此的判断恐怕更是迥然有别。而真正令我忧心的是，似乎是正在走向青壮期的新诗，却渐渐显出了某种狭隘的暮气，其征象就是读者的流失；缺乏与别的艺术样式的互动，影响；对诗歌艺术的下一步如何发展，愈来愈混乱，不知所措。无论是乞灵于“诗到语言为止”，还是寄托于仿者众多的“口语诗”等，虽为诗坛吹进了一些新鲜之风，但都未能挽诗坛整体之衰，诗坛之外的读者亦未倾心认可。诗歌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诗人们也都在为走出困境而不息地探索，然而，他们似乎都忽略了身边那个古老而有效的按钮——诗歌的戏剧性。
　　是到了须格外地重视新诗的戏剧性，并将之放在新诗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的时候。这不仅是因为如布鲁克斯和华伦所宣称的“一切诗歌的表现方式最终都是戏剧性的”，或如袁可嘉先生所强调的“诗所起作用的素材是戏剧的，诗的动力是戏剧的”；还在于当诗歌已被其它文体剥离得格局愈来愈狭小的今天，戏剧性将是使诗歌重新收回自己失落的遗产，使自己再度宽敞起来，壮大起来的基础。而对于我的这篇文章所重点关注的，即从接受的美学角度，来探讨如何吸引读者进入并理解诗歌，为新诗赢得更多的阅读面来看，新诗的戏剧性，尤其是清晰的戏剧性情景，无疑是第一门径。
　　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从纵向轴上看，在诗艺上所取得的进展，显出的成熟气度，都超越了以往。诗人们的眼界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广阔，并且确实发现了一些独特的诗意世界，但问题是，他们在诗艺上并没有寻找到更好的方式，将他们发现的诗意传递给读者。甚至更多的时候恰恰相反，设置一些不必要的语言障碍，让一些曾热爱诗歌的读者望而却步。无论诗人们如何为缺少读者辩护，缺少诗意的分享者，缺乏与社会的互动，终非诗歌的福音。
　　在所有古老的艺术中，戏剧是最具敞开性的，而戏剧性情景显然是决定这敞开性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所关注的新诗的戏剧性情景，或可这样理解，就是使诗人丰盈的情与思，在一种可以感受或意识到的清晰完整的场景中，戏剧性地呈现出来。诗的戏剧性情景，在诗的戏剧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仅传统诗学中的独白、对话、冲突等，乃至现代诗学所关注的张力、悖论、反讽、误读等戏剧因素，皆须融入这戏剧性的情景中，才能获得其价值所在。
　　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成为评判古典诗词优劣的试金石。他这样肯定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然而，他心目中的“境界”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们不妨看一下他所举的两个例子：“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其实，王国维推举出的这两句诗中的“闹”字和“弄”字，增添的正是一种浓郁的戏剧性情景。从“红杏枝头春意闹”，我们不正仿佛看到一出春天的舞台剧，在红杏枝头欢快地拉开帷幕，并似乎听到了隐隐的锣鼓声；从“云破月来花弄影”，我们不似乎正在看一出有趣的皮影戏，由大自然的“云”“月”“花”“影”等联袂演出，诗句里清晰地投射出来。至于王国维自得地将诗中的“境界”引入社会人生，提出的影响颇广的三种“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其中的每一境界，其实不都是一幕鲜明的戏剧性场景。
　　王国维先生对于诗词的评价，还有一个颇有争议的“隔”与“不隔”说，不光对于普通读者显得有些玄秘，就是专家也往往难以厘清。然而，若从诗的戏剧性情景的角度来理解，就比较容易掌握了：就是在诗篇或诗句中，能够构成一种清晰的戏剧性情景的，谓之“不隔”，反之，即为“隔”。我们不妨看一下王国维先生自己所举的例子，就会得到明确的印证：“‘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阑干十二独凭春”与“此地，宜有词仙”之所以“不隔”，就是如王国维所言“语语都在目前”，不仅呈现了一幕鲜明的戏剧性场景，乃至诗中独白的主角深情伫望的身影都栩栩在目。至于“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与“酒祓清愁，花消英气”之所以“隔”，就是因为其文字尽管非常典雅，但并没有构成一幕鲜活的戏剧性场景，独白者的身影更是杳然无寻。
　　由王国维的“境界”诗学可知，对诗歌的戏剧性情景的重视，在古典诗歌中早已存在，只是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而已。或许可以这么说，唐诗宋词等之所以拥有最为广泛的读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作品往往都具有一种鲜活的戏剧性情景。而明清的诗歌之所以缺乏读者，也首先是因为其作者大多沦为了文字的工匠，其努力类似于今天的“诗到语言为止”，诗歌不再去关注、经营吸引读者的鲜活的戏剧性情景。实际上，我们如果耐下心来阅读一些明清文人的诗歌，会惊奇地发现，它们中的许多文字的经营功力并不输唐宋，甚至在总体布局上还显得更为稳妥，成熟，然而，人们就是不愿意再阅读它们了，而将它们“隔”之一边。
　　从戏剧性情景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意境”说或“境界”说，有些偏于静的意味，但这并不妨碍与它们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下面，我就由王国维的启发，将具有戏剧性情景的诗歌划为情思隐场景显、情思显场景隐及情思与场景相相交织等，古今相应地来进行一番探讨。

　　（二）
　　因为要进入诗的场景与情思的关系的探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场景在诗中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舞台场景是观众观赏戏剧演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象，是舞台上最直观的造型艺术，其优劣对戏剧演出的成功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一首诗中，戏剧性场景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或更甚之。当一首诗的帷幕徐徐拉开时，随之呈现的场景是必要的，对阅读视角而言，它是读者进入一首诗的平台，也是一首诗中的情与思开始演出的平台——能够搭建起这个平台的诗人与诗，无疑也就具有了吸引更多读者的可能。因此，诗人须调动一切的语言艺术，使诗中的场景或清晰或曲折地呈现于读者的眼前，并且，其丰富性，复杂性，及要求之高，更甚于实际的舞台场景。
　　现在，我先讨论第一类：情思隐场景显。对于以含蓄蕴藉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而言，这类诗歌的数量最多，亦受到更为普遍的喜爱。在这类诗歌中，无论场景是像一幅静止的画面，还是像一连串闪掠的电影镜头，诗人的声音及身影，似乎都隐在场景的后面，或只露出一鳞半爪。而诗人的情与思，就由这诗中的场景，或者说场景中的各种景物，含蓄地折射出来。下面，我们来看一首王维的五绝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人们往往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角度，来理解王维的诗歌，称《辛夷坞》之类的山水诗如一幅幅绘画小品。这自然有其道理，但实际上，《辛夷坞》这类诗作的诗境，绘画的方式是难以体现的，莫若称之鲜明地呈现了一幕戏剧性情景更为合适。《辛夷坞》的场景虽显，描绘却极简淡，首句的“木末芙蓉花”，是辛夷花花的亮相。次句的“山中发红蕚”，进一步对辛夷花进行了涂染，以鲜明的“红”的色泽，表明了其生命的旺盛存在。同时，句中的“山中”二字，则将辛夷花背后的场景宕开，一片群山的连绵环绕，读者的眼前依稀展开。。第三句的“涧户寂无人”，借“涧户”的场景，将辛夷花的位置做了进一步测定，并表明这涧户的辛夷花，一直向世界敞着一扇门，然而，却无人前来，或无人能进入；“寂无人”，则将前面已展开的场景，涂抹了一层颇有禅机的氛围——而它们的合作，也为这首五绝的最后一句，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场景——辛夷花的“纷纷开且落”做了出色的铺垫：辛夷花寂寞而自在地开了，又寂寞而自在地谢了——然而，它的轮回却永无止境，在人类的视线之外。
　　情思隐场景显这一类诗的优势在于，即使一般读者尚未领略其中隐含的深思，但诗所呈现的清晰鲜明的戏剧性场景亦已吸引住了他，并诱引他继续深味下去。王维的《辋川集》，李商隐的《无题》，都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在表现的题材及戏剧性情景的呈现上，新诗中的曾卓的名篇《悬崖边的树》，与王维的《辛夷坞》有着可供谈论的相似之处。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悬崖边的树》

　　王维描写的是一株远避尘世的自开自谢地存在的花，曾卓描写的是一棵耸立于世界之上，似要“跌进深谷”，又像是要“展翅飞翔”的树。王维诗的戏剧性场景是由焦点的辛夷花，及映衬着的冷寂的空山、涧户等构成，曾卓诗的戏剧性场景是由焦点的树，及映衬着的平原尽头、深谷、悬崖等构成。虽然，相较于王维古体诗场景的简洁之极，曾卓的新诗的场景要显得繁复些，还有森林、小溪等景物的参与，以及在精神的向度上，王维的避世，自得，与曾卓的对峙，抗争，都存有差异，但他们的在以一株花或一棵树为焦点，展开一个清晰完整的戏剧性场景上，显然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
　　从读者的接受角度而言，一首诗的“思”愈是深，其场景便愈要“显”，这样才能便于读者向深处摸索而去。但对这一要义的忽视，在新诗中比较普遍，并成了使新诗读者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获得了解放与自由的新诗，在“思”的方面较之于古典诗，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新诗人们往往沉浸于“思”的驰骋，而忽略了相关的戏剧性场景的营造，使得读者跟不上他们的“思”的驰骋，最终两相抛弃。这个问题，甚至在新诗的一些最杰出的诗人那里都存在着，例如，穆旦，一位大诗人，他的诗思的深度，甚至使他的诗具有了某种世界性的意义。然而，对戏剧性场景营造的忽视，也给他的诗歌带来了很大损失，就是他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诗人与学者中，没能取得更广泛的影响。
　　（三）
　　与场景显情思隐对称的另一极，是情思显场景隐。这一类型的诗歌往往以突出的精神取向，或新锐的思想取胜，场景则退隐到诗的后面。这类诗在新诗中较多见，看似易写，实难成就，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不是忽略了应置的场景，就是把场景弄丢了。场景隐，并非不要场景，而是要将场景巧妙地置于诗的后面，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仍不时能感到场景的隐隐存在。古典诗中，我们先来看一下王昌龄的《出塞》第一首：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一）

　　这首诗为历代诗家所激赏，曾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以新诗的眼光来看，可谓是一首慷慨激昂的独白。但我们在对这首诗的初步阅读中，并未感受到“如在目前”的场景，只觉得诗人意气古今，壮怀激烈。如将之与王昌龄的《出塞》第二首相比较，其鲜明的戏剧性场景的缺失，就更为显著。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
　　——《出塞》（二）

　　第二首《出塞》与第一首《出塞》相比较，显然更符合古典诗的“意境”要求：“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等，构成了“如在目前”的边陲战争场景。而“骝马新跨白玉鞍”“匣里金刀血未干”句，更使一位豪气干云的大唐将士的形象栩栩跃然纸上，仿佛“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等构成的场景上，一位主角的令人难忘的亮相。可以说，第二首《出塞》的艺术成就，绝不在第一首《出塞》之下，但为何第一首《出塞》受到了历代诗家更多的激赏呢？我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真率地抒写出了汉民族数千年来，饱受边陲游牧民族侵扰的心声，引起了普遍的共鸣。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诗艺上分析，《出塞》第一首虽未营造出“如在目前”的具体场景，但其场景并非不存在，而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浮现着。一方面，如果将“秦时明月汉时关”在文字上理解为“秦时的明月正照耀着汉时的边关”，那么，这首诗就拥有了一种现在时的场景；另一方面，了解中国历史的读者，显然可以从“秦时明月”联想到秦朝大将蒙恬的数度强悍北击匈奴，由“汉时关”联想到西汉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在大漠的纵横驰骋，那些壮阔的边陲战争场景，不由地从诗句深处浮现出来，成为这首慷慨激昂的独白诗的有力支撑。
　　无疑地，《出塞》第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是情思显场景隐这一类诗中的不可多得的杰作，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它的影响的局限性，就是对于一个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读者或来自国外的读者，由于诗中隐存的场景的缺失，会使其感染力打了折扣，或许，他们会更加欣赏《出塞》第二首“骝马新跨白玉鞍”。
　　新诗人中的田间，亦以战争诗而著名。他有一首《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是新诗中的名篇：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虽然这首诗有着“用刺刀”“手指着我们的骨头”等人物的动作，令人联想到王昌龄的《出塞》第二首，但在整体艺术布局上，仍属于场景隐情思显，与王昌龄的《出塞》第一首同类的诗，并且形成奇妙对应的是，《出塞》第一首的“但使”与《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中的“假如”，都是以一种设问句式，推动着各自全篇的诗思。只是《出塞》第一首几乎纯为诗人自己的激情独白，而《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在诗人自己慨然的独白之外，还加上了敌方的“话语”，是战争的双方在精神世界的一次激烈交锋。对于这首并未在战争的具体场景上着墨的诗篇，刚一诞生便传诵一时，比较好理解，因为在诞生它的“街头”，在“街头”的四面八方，那场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每日都在广阔地进行着，成为了这首街头诗无可置疑的场景，并赋予了其特殊的感染力。对于与这首街头战争诗的时代已相隔了近80年的今天的读者来说，这首诗之所以仍具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除了诗篇本身所体现的那种誓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感染，还因为那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中华民族逼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的战争场景并未远去，仍在不时地触痛着民族敏感的神经。
　　有意思的是，田间也还有另一首战争短诗《义勇军》，可与王昌龄的《出塞》第二首并读，诗中出现的义勇军的凛然形象与战争场景的浑然交融，以及在表现战争的残酷与阳刚的力量上，似乎都与王昌龄的诗有着一种传承。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梁
　　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义勇军》

　　与王昌龄的《出塞》第二首一般，田间的诗中精心描绘了一个义勇军战士的形象：他骑着战马，经过家乡，将他的战利品——日寇的头颅挂在铁枪上。并且，诗人将这凛然正气的义勇军形象，置于“长白山一带”“高粱”“血”“风沙”等构成的战争场景，其戏剧性情景效果，可与王昌龄的《出塞》第二首相媲美，其艺术感染力直令人相信，拥有这样诗篇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诚然，王昌龄的《出塞》第一首与第二首，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与《义勇军》皆为具有撼动心魄的力量的佳作，在戏剧性情景的表现艺术上，各有其所长。但就一般的创作经验而言，偏于直抒胸怀，倾吐情感的这一类情思显场景隐的诗，更容易取得传诵一时的效果，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要看其后面隐在的场景，能否仍为历代的读者所感受到，否则，其经典的位置将会是不牢固的。
　　由此，我们不妨也来探测一下当今的一些名作，评估其得失。例如，伊沙的《结结巴巴》，堪称当今诗歌的一首极具个性之作，其特异的戏剧独白风格，无疑应值得珍视。

　　结结巴巴我的嘴
　　二二二等残废
　　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
　　还有我的腿

　　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
　　散着霉味
　　我我我的肺
　　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
　　你们莫莫莫名其妙
　　的节奏
　　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
　　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
　　的语言
　　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
　　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
　　你们瞧瞧瞧我
　　一脸无所谓
　　——《结结巴巴》

　　作为伊沙的同年代者，或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者，自可从这首表面有着嬉皮士意味的诗里，读出其深刻的内涵。诗中借一位结结巴巴的独白者所谴责的“你们四处流流流淌的口水 / 散着霉味”，自我叹息的“我我我的肺/ 多么劳累”，以及期待的要以“机枪点点点射般/ 的语言”去“突围”，都是有着深度的暗示，引发着多重的联想。然而，这首本应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诗歌，与它实际上只得到的似乎只限于诗歌圈与学者间的回应相比较，是令人惋惜的。我以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首语言上堪称通俗易懂的独白诗，由于缺少或显或隐的戏剧性场景，而使得一般读者在阅读这首诗时，或只是颇觉有趣地一笑而掠，或干脆就是不知所云。是的，这首诗的后面未能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空间，让他们能够从容地盘桓其间，领悟到更多的东西。
　　因为珍视，我也曾把伊沙的这首《结结巴巴》放在经典的位置上考量过一番，但最终还是在某种感觉上，觉得它缺了一点经典的稳实感。在古典诗词的经典中，自亦有像《结结巴巴》这般极具个性与冲力的诗，是古典诗的格律或稳定的语言形式给予了某种平衡。而对于从古典诗的格律或语言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新诗而言，如何赋予《结结巴巴》这般极具个性与冲力的诗以一种经典的稳实感呢，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应在新诗的戏剧性场景上做文章。戏剧性场景的介入，无论是显还是隐，都会与冲激着的诗意构成一种平衡，甚而带来更大的张力。这里，我还想继续延伸一下，就是戏剧性场景的介入，还是控制新诗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毛病——结构散漫的一个好方法。脱离了古典诗拘谨的新诗，往往控制不住自己诗意的驰骋，甚而信马由缰，直至诗行的混乱冗长令读者反感。戏剧性场景的牵制，将不时地提醒他，不要游离到与这首诗无关的诗外去。

　　（四）
　　这一节中，我们探讨一下一种场景与情思交织进展的诗，这一类诗在结构上更复杂一些，并可以形成一定的大规模。下面两首并置的诗，一为古典诗人柳永的《雨霖铃》，一为当今诗人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雨霖铃》·柳永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等你，
　　在刹那，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
　
　　诺，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浆，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的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等你，在雨中》·余光中

　　这古今两首诗皆为情诗，只是一写离别，一写相约。《雨霖铃》是最能体现柳永本色的名篇，早期慢词的代表作，是词人离开汴京，与情人的话别之作。慢词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从容地将场景与情思交织发展，相互激荡，从而不断地将诗境推向一个个新的层面。《等你，在雨中》一诗是新诗中的名篇，出自余光中1965年出版的诗集《莲的联想》，这本诗集是余光中由西向东回归的标志，他也由此被冠上“新古典主义”的头衔。《等你，在雨中》之所以能够广为传诵，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首诗成功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尤其是慢词的对戏剧性情景的营造编织，让情思在具有古典色彩与现代意味的场景中不断地穿越。
　　如大多古典诗词通行的法则，柳永词一开始就以寒蝉，暮色，长亭，雨后等，营造了一个酒后与情人恋恋不舍的别离场景。我不知道余光中诗有没有直接受到柳永的启迪，但开篇的守待情人的场景是如此相似，也有蝉声和雨，只是多了蛙声，红莲，虹。两位诗人用以编织场景的，皆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之景物，一般读者进入诗境可谓毫无困难，而正是有了这开篇的场景铺垫，使随后柳诗抒发的离别之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及余诗的等待情人的幻景：“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有了令人信服的依凭，并成为情思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柳词的进一步发展，是将离别的场景引向了“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大自然的迷茫，无归。而余诗的现代人的思辨，则使他在第三节中将等待的场景置于一种抽象的“时间之外”“时间之内”。似乎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情思发展到某个极致后，要设法使之回到一种场景中来，以使整首诗篇不至于失控，失衡，并为下一次的跳跃做好准备。柳词在“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抒怀之后，将情思引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著名场景；而余诗则在第四节第五节对等待的情人的倾心独白后，将情思引到一个别致的现代世界场景：“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的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分析至此的柳词与余诗，虽呈现了古体诗与新诗各自的特色，但场景与情思交织的构筑并未有大的变化。
　　到了诗的结尾部分，古今两位诗人在戏剧性手法上的选择，终于有了分野。古典诗人的柳永，似乎更有现代情怀，因为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场景的依凭，诗人便只顾淋漓尽致地独白着自己的离别情怀，至收尾的“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将情思推到一个新的高潮；而现代诗人的余光中，则显得更有古典韵味，以一出美丽如神话传说的戏剧性情景，来表现一对恋人相见时的愉悦：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姜白石的词，素以高洁出尘之风，以及极富音韵而著称，且有《念奴娇》这样咏荷的名篇。现在，诗人将他守候的情人安排在从姜白石的词里走出，而这些词的品质，自然也赋予了她诗性的美丽与风韵。余诗的结尾，不仅有着“如在目前”的戏剧性情景，其情景又实为戏剧所无法真切表现，“步红莲”，“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从姜白石的词里款款走来”，如此超现实的戏剧性情景，大概也只能为诗所独有了。

　　（五）
　　最后，我还想提示一下这样一类戏剧性情景的诗，虽数量不多，但颇为珍贵。这类诗往往有着细致的场景描写，同时还有着人物的对白，或者说，整首诗词就如一幕微型诗剧。下面，我们来看一首周邦彦的《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　　低
　　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少年游》

　　《少年游》在十一行、五十一个字中，容纳下如此完整的戏剧性空间，即使在古典诗词中都是罕见其匹的。有志于新诗事业的诗人们，或许可以从中寻到一些启迪，以使开拓发展中的新诗在戏剧性情景的意义上更好地敞向读者，写出具有新的“境界”的现代诗。

　　*古典诗人随笔李煜的“一江春水”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幅凄美，神奇，有着非凡诗歌艺术感染力的画面。一江春水，本意味着一种沉睡后的苏醒，流动，以及对大地万物的滋润，催生，而现在，它所流动着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哀愁，哀怨，与秋天的凋零，凄凉。它苏醒着，又于瞬间寂灭——它就在这苏醒与寂灭的起伏交织中，径自地向前流动。它的流动，与两岸荒芜的世界无涉，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动，究竟要流往哪里。
　　李煜一开始的命运，曾有过一段较为纯粹的流动，虽然这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仍归于现实世界的挤逼。他是南唐中主李景的第六子，不仅遗传了父亲的诗歌才华，也继承了他非凡的相貌，且一目重瞳，这就受到了长兄太子弘翼的猜忌——因为古帝舜即为重瞳。为了避祸，李煜归隐为莲峰居士，把精力放在诗词书画音乐上，并都取得了极高的造诣。他的《渔父》词表明了他这一自得的状况：“花满渚／　酒满瓯／　万顷波中得自由”——这万顷波中，李煜似乎寻到了自己流动的春水与天赋。显德五年，太子弘翼突然死了，二十五岁的李煜被推到了政治的前台，并于两年后即位。而此时的南唐，实际上已是“西风愁起绿波间”，兵败地削，成了宋的附庸，苟活而已。李煜生不逢时，一个纯粹的诗人，误入了诗外的歧途。然而反过来说，若没有这歧途上的跌宕，也就没有我们所阅读的李煜了——诗人的诗即他的命运，他的命运亦即他的诗。
　　李煜接受了历史的宿命，但又让它顺乎了自己的天性。他不是曹操那样的诗人枭雄，他只是一个纯粹敏感的诗人，一个佛教徒，本能地厌恶战争杀伐，甚至连处决监牢里的犯人，都感到不安。他根据国势与自己的能力定下的基本国策，就是继续附庸，苟活。历史学家们指责李煜曾有过崛起的机遇，却轻易地放过了，这实在是旁观者的风凉之言。不要说这会加剧南唐已成弱者之势的危境，其实即使李煜崛起了又能怎么样，只不过历史又多了一个逐鹿者，一片血光，与一个二流诗人而已。李煜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诗与艺术的流动，虽没有能滋润他的王国，但也不是洪水肆虐，它们只是交错而过。
　　李煜的流动，始终保持着一种天赋的清澈，实在令人惊异。因为这种清澈，岸边的世界都敏感地映入了他的流动；但由于波的起伏，映入的世界又被溶解成了一段一段的色泽，似乎已与原来的世界脱离，完全归入了李煜的流动。如果说早期隐居阶段的色泽是天青的，那么，现在的即位阶段无疑是金黄的，而后期的囚禁阶段则是冷灰的——惟清澈的水质如故。
　　十四年的国君生涯中，李煜利用着一切优裕条件，发展着他的艺术感触，诞生了一些著名的故事：某日，他与大周后——皇后同时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在雪夜酣饮，大周后举杯请他起舞，他便以此为由要求她创制新曲。她边唱边谱曲，犹如曲中的《七步诗》一般完成了《醉邀舞破》。李煜的艺术环境之优良，古典诗人中罕见其匹，他的父亲本就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大小周后都精于音律歌舞，两个弟弟韩王从善、吉王从谦亦以富于文艺修养而著名。有时，李煜把他的艺术感触甚至发展到了一种近乎颓废的地步，《浩然斋雅谈》中载，他“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钿带璎珞。莲中作五色瑞云。令幺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他的词“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同醉与闲评，诗随羯鼓成”《子夜歌》等，都是这一时期生活的最好倒映——当然，李煜此时的流动亦有泛滥之虞。如果生在一个承平的王朝，李煜无疑将是个令人羡慕的太平天子，但他偏偏不幸地遇着了这么一个群雄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不好的兆头开始出现，他的爱儿瑞保死了，大周后也死了，随后外侮日急，他的王位的末期来临。
　　李煜把他的国策定为附庸苟活，但诗人的自尊敏感，又使他试图保持某种独立。宋几次召他，都被他以生病或其它理由推托了，在不违反大局的情况下，宋也就忍下这口气，但已为他准备好了“违命侯”的帽子。偏安的局面在李煜手中维持了十四年，直至公元９７５年，金陵被围，他肉袒出降。
　　无论什么样的处境，都不会妨碍李煜诗的流动，无论流经的是绿地，沼泽，或沙漠，李煜的流动都顺从着自己的惯性，似乎在李煜的流动与这个世界之间隔了一层什么透明的油性物质。这种隔膜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在他的历史中出现了这样一幕著名的场景：当宋军将他的都城围困时，他还在净居寺听高僧讲经。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这可笑的一幕，其实却是令人黯然，肃然的。李煜决不是一个他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的人，否则不会在众多的兄弟中选他即位，李煜是太聪明了，聪明的把人世间的角逐纷争、英雄伟业都看透了。他在净居寺的听经，实际上已意味着他准备好了接受自己的命运，负荷该他承担的一切，既然个人的诗的小天地已不能保有，何须再让臣民为之殉葬。自然，对于他的手下的那些野心勃勃、利益至上的大臣将军们来说，他或许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昏君，但对于南唐的普通民众来说，他远非暴君，只是一个生不逢时，顺应了宿命的君主，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否则决不会出现他被俘北行时，“举国与人”“恸哭于九庙之外”的场景。
　　在流动的意义上，李煜是一个天赋的诗人，无论流经什么样的地形，都能流成一道风景。但在清澈的质地倒映世界的意义上，他又是一个“被动”的诗人，这“被动”，局限了他的中前期，却成就了他的后期。囚禁的生涯是令人难堪的，何况李煜这样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人君。如果不是有所夸大的话，他的那个小南唐国的凌辱，现在确实是由他一个人承担着了：他白衣纱帽，在宋太祖的明德楼下请罪，被封为“违命侯”；他生活艰辛，心更累重，常以泪洗面；心爱的小周后被迫按惯例随命妃入宫，每入宫一次必被留数日才出，然后，伤心地对着李煜大哭大骂——李煜的那首著名的“花明月暗笼轻雾”，写的就是他与小周后之间的恋情。李煜被毒死后，小周后亦悲痛地随之而去。当然，李煜的命运并非不存在转机，如果他能像乐不思蜀的刘阿斗那样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只写些艳词，或更上一层楼，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让宋皇放心，开心，他完全可以顺畅地活下去——然而，李煜澄澈的流动就是容不得一丝杂质，质地的纯粹是如此神奇，你给他以天堂，他就会倒映出天堂的青湛；你给他以地狱，他就会倒映出地狱的灰冷。读者觉得他诗境的发展前后有了巨大的层次与纵深，其实那流水仍是当初的流水，只是后期更给人以江水流动的感觉了。
　　后期的流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零七个月，却是李煜的最重要的阶段。他依着他的流水的惯性写着：“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样“消极”的诗句宋太宗看了，无疑会不高兴的，当会给李煜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颜色又会立即在李煜的诗中反映出来：“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宋太宗自然就更恼怒了。无论多么杰出的诗歌，对于权力的操纵者来说，他都只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愈是感染力巨大的诗歌，对他而言危害愈大。试想那些招降纳叛的诸侯们读了这样的诗句，会有什么样的感慨！但宋太宗的进一步压制，羞辱，恰恰给了李煜以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直至在诗中达到一种极限。当李煜吟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以诗求死了，他已实在不堪这样的时间与凌辱——他也如愿地达到了他的要求，宋太宗以一种残忍的牵机毒药结束了他四十二岁的生命。
　　然而，李煜的流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流动的更为神奇了——它转换成了另一种形式，以永恒的时间为河床继续流动。它与它的依托之间再没有隔膜，并且由于流动的如此相似，而显得难以分辨。这清澈的流动，现在倒映的，是每一个人类的身影——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曾有过自己的“春花秋月”，不堪回首的“往事”，以及无法返回的“故国”，在这一意义上，李煜的“一江春水”承载着的是永恒的时间之愁，它穿越了所有的人类与他们的命运——而它的清澈与寂寞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