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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写诗。我的诗多半是做出来的。
　　
　　“诗言志”。我以为诗的魅力就在于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不管它是激昂的，晦涩的，浅显的。华丽的，抑或是清秀委婉，解说题意，只要是读后能使人为之一颤，或者能引起你的某种思索，它就是好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承，上下几千年了，就是新诗，也有上百年的历史。浸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诗，只是是否反馈于文字，或者是否较好地反馈出来了，这就看各人了。
　　
　　很多年前，曾听过原四川人民出版社戴安常先生的一次讲座，他说他每次经过长江三峡时总没看清过神女峰上的神女的模样，刚好有一次，船过三峡逢大雾，于是，他们几人就邀约弃船而登峰，想真正地看清楚神女的面目，结果，人累了，衣破了，看到的仅仅是一堆石头。后来，他在他的《三峡》的诗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美，需要距离。美就美在朦胧中。积累多了，什么都可以入诗。戴先生就曾把楼上俩口子吵架，写入诗中，“要吻，你就吻吧，我的唇，只冷成了两片冰。”我相信，每个诗人一生都写了很多的诗，但真正能叫得响的并不多。流沙河先生把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作品引进大陆，让人耳熟能详的我想只有《邮票》。写诗与干其它的工作一样，都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的。
　　
　　我向来认为，写诗要向中国的古典文字学习，学习它的遣词炼句。中国文字常用的也就两千多个，要学码字，就得象匠人一般地选用好适合的材料，把合适的材料用在合适的地方，就能营造出一种你想要的意境，一种能充分表达你心情的东西。很多东西之所以能引起共鸣，就在于它用对了材料。在中国的文字当中，当你登临山巅的时候，你心里定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时下的南方的堤岸边，你会看到“二月春风似剪刀”；而北国的冬天肯定会“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很多的警句，都是从写景抒情的意境中得来的。诗能够感人，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心达到了“共振”。你说了他想说而不知该如何表达的那种情感，这就是诗的魅力所在。
　　
　　写诗很简单，也很复杂。从新文化时期那些简单断句的新诗，发展到今天，就象我们每个学习写诗的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在摸索中前进。自古诗无定论。很多的诗谈不上谁好谁坏，只要你是否喜欢。诗，只是表达心境的一种形式。我们每个写诗的人都有表达自己情绪的需求，为了能更好地表达，这就需要一定的技巧了，这就是艺和术的问题。艺是技巧，是形式，而术则是要表达的思想。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唐朝的诗歌不管是在意境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我比较赞成它的写法和作法。唐诗从结构上比较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它要求诗的结构做到“起、承、转、合”一般地说，它的第一句起句大多是写景，而第二句承接第一句作更深的渲染，第三句是转，就是转向抒情言志，最后就是全部内容的一个总结。我想它的作法同样适合现代诗，可以让现代诗更加地饱满，做到景情交融。当然，这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的问题。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内容为形式所拘。
　　
　　我们在写诗的过程中，也常为写作的技巧而烦恼。直抒胸臆则太白，技巧过多又晦涩，我想，这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三种境界的问题。事实上，在任何艺术门类都存在这种问题，从浅----深-----浅这样一个过程，这是哲学上的螺旋体上升的问题，最后的浅不是简单的浅，是一种返璞归真，是掌握了技巧后的收放自如，是有形式而不重形式的体现。我们之所以难，大多难在第二种境界上，是一种探索，是一种急于想借重形式表达更丰富内容的一种急躁。往往这个阶段很功利，很漫长，也很痛苦。也许，很多的人穷其一生都难以走入第三种境界，所以说写诗容易，写诗也很难。要真正地写好诗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有时一个句式的安排都会折磨你很久。
　　
　　还有就是情感，一首诗，如果没有情的融入，那是淡而无味的，犹如一潭死水。写诗要融入情感，首先要进入情感。进入情感是一件很痛苦，很累的事。我曾经听有的诗人说过，他们有时写诗，哭过，笑过，所有句子都在情感中泡过一道。当然，我也承认有灵感。灵感来时，一首诗，一个激灵，在不觉中一挥而就，还找不到丝毫可以修补的缝隙，很完美，但毕竟不多。所以我说起码我的诗，基本是做出来的。有那么几句好的句子，有一个诗眼，其它的就是堆砌了。记得曾听一个朋友说，有一个诗人，因为想到一句“有山水就活”的句子，就想做成一首诗，结果苦磨了整整近一周时间。文学是人学。作诗或许遣兴，或许抒怀，不管怎么要写好诗，除了注意技巧，融入感情，还应该注意观察生活，在生活中找诗，让大自然去点燃你心中的诗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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