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击滚屏]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取版块介绍: 《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做本文的标题，原因是基于我对本介绍的理解，那就是：可说的与不可说的都是可以议论的，因此这就让我想到了“言论自由”与“自由”这几个字。中国人的自由度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在没有规则的约束下，中国人可以随意做任何一件事情且在没有形成公害之前是不受指责的，但一句“可做不可说”却道出了中国人言论极不自由的悲哀，这种来自世俗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覆盖了任何意识形态的自由说教，稍有碰撞“不可说”就成了彼此的默契，那是由黑色幽默转成的滑稽。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过眼云烟就是比乌有还要乌有。

　　中国人有自由而没有言论自由是自古以来的事。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程朱理学，文字狱以及时下的不争论或不谈政治，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当下知识界的约定。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当下的中国不可以谈论政治，但大家就好象约定俗成一样地避而不谈。此前在谈到诗的边缘化问题时，我曾说过不是诗远离政治，而是政治去诗。所以诗人们不谈政治，换个角度来看既是洁身自好也是明哲保身。作为最具活力的文体——诗歌，在被逐出政治后还剩下什么呢？现世中钱与享乐成为人生的主宰，无论在贫困线之下还是贫困线之上，钱都是眼中最亮的东西，“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不能不说是当下世人的共识。

　　唯有诗人是傻子或者装傻。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网下，我很少见到诗人们在分行间埴充金钱与欲望，他们甚至没有勇气说出“我的创作就是为了钱”于是“饿死诗人”便从愤怒的人群中脱口而出。"新的美学原则"的三个不屑终于导致了世俗对诗和诗人的不屑(我真不知道所谓的崛起到底是良药还是砒霜)此后，纵使诗人们脱光了裤子(下半身)向下不够就趴下（垃圾派）也仍然不能搏得读者的回眸与怜悯，诗人在自我作践与绝望中离读者越来越远也离诗越来越远，所谓实验与先锋不过是重复了太多被玩厌了的游戏。杨春光的“诗到政治止”或许可以为当下诗坛带来一点阳刚之气结果却在那个大约定中夭折于无形（口号虽然有些极端，但其指导思想却是进取的）诗人也咯血于九泉之下。当下的诗坛是人类最落后的地方。

　　崇高的就是崇高的。自由的就是自由的，一切颠倒的还将被颠倒回去，纵使你非得把圆的说成方的也不能改变圆的属性。时间将证明是诗的还将回归到诗中。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