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文化史上，北宋时的四川眉山人苏轼对扬州高邮门人秦观的推举与友谊，已成为千古佳话。可与之对称的，是清初的山东新城人王士祯对扬州江都门人宗元鼎的推举与友谊。王士祯在清初文坛的领袖地位，堪比苏轼；而宗元鼎其时江淮间“才品无双”的名声，亦媲美秦观。这两个前后辉映的文坛佳话，自可折射出扬州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或还提供了一份新颖的文化比较话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这个唯钱是瞻、物欲横流的当下，古典诗人们之间因为诗歌而结下的纯粹、美好的友谊，不啻于是一面净化灵魂的镜子。
　　关于宗元鼎的籍贯，并无太大争议，《清史稿》《晚晴簃诗汇、诗话》《清诗纪事》等，皆云其是江都人。王士祯在他的著述中，亦有“江都不能门人宗元鼎”之谓。偶有辞书称其是“兴化人”，或源于宗元鼎为明代文学家兴化人宗臣的后裔之一说，自然，这亦远不足以动摇宗元鼎江都人的身份。2002年3月，在江都吴桥镇七里长庄宗家院，发现一牌匾，正书“天府名元”，上款题“翰林院侍读王士祯为”，下款题“康熙己未吏部取中第一名授儒林郎宗元鼎立”。这一重要文物的发现，不仅最终确定了宗元鼎的江都籍贯及隐居地，而且还是一段传为千古佳话的诗人友谊的最好见证。
　　宗元鼎可谓清初的一位陶渊明式的诗人，天性上贴近田园，厌恶官场的黑暗与世俗的羁绊。他在自己的居所前广植柳树，并号之“新柳堂”，亦有着承继陶渊明“五柳先生”的意味。宗元鼎的隐居地东原，就是今天的宜陵镇，东原是隋之前宜陵的古称，文人之间唱和时，好称宗元鼎为“东原居士”，显然是为了追求诗意的古雅之味。宗元鼎的“新柳堂”，亦因之常称为“东原草堂”。虽然由于后来的区域重新规划，“东原草堂”的所在处，如今已划归与宜陵相邻的吴桥镇，但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称宗元鼎为江都东原人或宜陵人，仍是最为合适的。早期的宗元鼎喜与自家童仆为伍，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被誉为江淮间的“南阳高士”。他与兄元观，弟元豫，侄之瑾，之瑜，皆工诗，时称“广陵五宗”，可谓一个声名显赫的诗歌家族。宗元鼎有一首为时人称道的七律《题郊居》，可谓他隐居生活的写照：

　　　茶灶声清响竹廊，　小亭新构面横塘。
　　　渔翁晚唱烟生浦，　桑妇迟归月满筐。
　　　一岑山花烧杜宇，　满池春雨浴鸳鸯。
　　　篱边犬吠何人过，　不是诗僧是酒狂。

　　这首诗意境清新，韵味悠长，尤其“渔翁晚唱烟生浦，桑妇迟归月满筐”一联，更是令人把玩不已，其呈现的“风调之美”，直令人联想到王士祯诗的佳处。而王士祯因对宗元鼎诗的激赏，将其收入门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宗元鼎相遇王士祯时，年已逾40，而王士祯应不过30。其时，宗元鼎以其诗才与人品已享誉江淮，按他的隐士性格，应不会主动出山，拜访小他11岁的王士祯；而刚到扬州任推官的王士祯，天生富于领袖气质，且正处于其雄心勃勃的诗歌事业的开创期，其目光当不会略过宗元鼎这位扬州著名诗人。于是，有了一个值得铭记的夏季，王士祯启动了他在扬州的一个重要的诗歌行程，拜望隐居东原草堂的宗元鼎。两人诗趣相投，相见恨晚，并终至宗元鼎归入王士祯门下。王士祯有一首五律《寄宗定九》，即为这次拜访所得，诗中描绘了东原草堂一带美丽的景色，并着意运用了两个诗人先贤相交的典故，来表达他与宗元鼎之间可承先人的诗歌友谊：

　　　 东原读书处，　夏木纷成结。
　　　 江潮门外落，　烟岫窗中列。
　　　 谁言谢公埭，　复作零陵别。
　　　 怀中团扇诗，　眷此清秋节。

　　用散文的语言来表述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你在东原的读书之处，夏天的树木格外茂盛，团团绿荫，相互浸染。因为居所临河，自长江而来的潮水，涌到门前，又从门前悄然而退；窗外望去，江南的座座远山，烟岚中隐隐呈现，若屏风排列。谁说我们不能像秦观与苏辙那样，不因处境与身份的差异，而在谢公埭上悠游唱和，形影不离；但相聚的时间总是匆匆，转眼我们又像谢眺送别范云至零陵一般，惜别难舍，忧愁满怀。现在，时间已倒了清冷的秋天，我的怀中仍贴着你赠送的团扇与上面的诗句，并因此感到这个秋天的格外美好，令人眷恋。无疑地，这首情深意切的诗，深深打动了宗元鼎，即使他身上有着如此浓郁的遁世性格，也拒绝不了这诗歌友谊的呼唤，实际上，他的隐居行为本身，就是为了寻觅他心目中至高的诗境。现在，王士祯的绝世才华与领袖气质，终于折服了隐士宗元鼎，并使之投于门下——两个性格如此迥异的人，因为诗歌走到了一起。诗歌史上，宗元鼎或堪称王士祯最为著名的“门人”，但后世有不少文章据此将宗元鼎解释为王士祯的弟子，或学生，我以为是欠妥的。用时下的话来说，这“门人”身份，应是指宗元鼎是王士祯的最亲密追随者，或核心圈内人的意思，有类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与苏轼的关系。显然，我们不能由所谓师生关系，来理解豪放派的苏轼教有“婉约之宗”的秦观如何作词。应该说，宗元鼎入王士祯门下，是一种相互馈赠的关系：宗元鼎因名高位重的王士祯的提携，而声名更加远播；年青的王士祯则因“诗鸣江淮间”的宗元鼎入其门下，而迈开领袖海内诗坛的坚实一步。
　　精力充沛的王士祯行迹丰富，交游广泛，他充分利用政务之暇，主动寻访各个阶层的文人。或以文字的诚意，感动并招引各处的诗人，专程至扬来向他致意。由于他对诗歌事业的不懈经营，扬州渐成为全国瞩目的诗歌中心，他首倡的红桥诗会，更是影响深远，至今不衰。作为王士祯的门人，宗元鼎自然要热心参与其中，他附和王士祯的《冶春诗》之作，在当时众多名士的和诗中，被推为“屈指”：

　　　　休从白傅歌杨柳，　莫向刘郎演竹枝。
　　　　五日东风十日雨，　江楼齐唱冶春词。

　　这首诗既有民歌的清新，又显文人的高格，将一个诗歌活动的和诗写至如此地步，显示了宗元鼎深厚的诗歌功力。但无论宗元鼎在这类诗歌活动中受到如何的推举，都只是他的诗歌才华的随意外溅。宗元鼎身上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虽一直追随王士祯的诗歌事业，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又从不囿于“神韵”说的藩篱。王士祯的“神韵”说在纠正以议论为诗、质木无文的时风上，起了很大作用，但它带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往往因为特意追求诗歌的缥缈淡远之境，而消弱了诗歌的博大沉厚之力。宗元鼎的隐逸性格，使他自然地亲近“神韵”说所推崇的王孟诗派，且创作了不少风格清新的田园诗。但宗元鼎的总体诗歌面貌同时又是丰富的，尤其他的部分诗歌，还具有着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其实，深层次上说，他的隐逸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抗，他的一些为沈德潜等著名评家赞赏的七绝，如“帝业兴衰世几重，风流犹自惜遗纵。但求死看扬州月，不顾生归驾六龙。”《炀帝冢》，“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断曲河冲。丽华膝上能多记，偏忘床前告急封”《吴宫曲》等，以咏史为名，对古今统治者本质上共通的扭曲变态，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抨击。这些诗似乎不是王士祯的门人所为，倒更像是李商隐咏史诗的嫡传。王士祯作为大诗人，对之应是明察秋毫的，并给予了有文字可证的理解与赞赏。
　　与王士祯相伴红桥的岁月，无疑是宗元鼎一生中最为轻快的一段时光，玩味他冶春和诗的“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从中已体会不到多少隐士的气息。在诗歌与诗友的包围中，他那著名的“狷介”性格似乎不见了，高洁的心灵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暂时被搁置在了一边。无疑，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王士祯著名“门人”的身份为他拉起的屏遮。可以这样说，王士祯对宗元鼎才华的信任与提携，绝不逊色于苏轼与秦观。在《分甘馀话》中，王士祯如此推许道：“余门人广陵宗梅岑，名元鼎，居东原，其诗本《才调集》，风华婉媚，自成一家。”由这一段有着作传色彩的文字，及王士祯集中多处提到的“余门人”的口吻，我们分明可以感到，王士祯是多么的以能有宗元鼎这样的追随者而感到自豪，欣慰。据不完全统计，王士祯前后至少有五首诗是赠给宗元鼎的，赞美他超绝的才华与人品。而在宗元鼎这一边，他对王士祯的崇敬，追随，同样地发自肺腑，他的一生都珍重珍藏着他们之间的诗歌友谊，王士祯所题的“天府名元”匾，更是被当作宗氏的传家之物。然而，当我从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上，检索宗元鼎与王士祯的诗歌交往时，常见宗元鼎把自己的得意诗作呈给王士祯评点的信息，却罕见宗元鼎以赠王士祯为主题的诗作。分析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点：1. 宗元鼎诗歌的散佚严重。2. 宗元鼎将自己纳入王士祯门下的行为本身，就已最好地表达了他对王士祯的尊崇。3. 或许是最主要的，就是宗元鼎已有了一种同样美妙的向王士祯表达友谊的方式——丹青艺术。王士祯可谓古典大诗人中一位全才式的人物，诗词赋散文皆有很高成就，同时还精金石篆刻，书法高秀似晋人，对丹青艺术有着极高的鉴赏水平。而宗元鼎的丹青艺术，其时并不逊于他的诗名，所以，画去诗回的交往方式，自给他们之间的友谊别添了一番意趣。在《雪中寄宗定九东原兼呈西樵先生》一诗中，王士祯就记述了宗元鼎的两次寄画：“故人昔寄东原图，渔弯窈窕桥梁通”，“故人再寄萧郎画，寒江钓雪推烟蓬”。由这些诗句的记述，可知宗元鼎的文人意趣，他不仅给王士祯寄自己的绘画作品，还时还寄友人以他为对象的绘画作品，以表明自己澄澈的心境，高洁的人品。王士祯有一首七绝，高度评价了自己这位门人的诗画成就：“东原佳句红枫树，付与丹青顾恺之。把玩居然成两绝，诗中有画画中诗。”
　　王士祯离扬赴京后，宗元鼎亦复归自己的隐士寂寞。王士祯京官身份的束缚，宗元鼎隐士性格的好静，加上今人难以想象的当时扬州与北京之间距离的遥迢，行程的艰辛，都使得他们之间不再能如昔日般的聚会，惟有通过诗画相寄来传递友谊与怀念。王士祯的五年扬州岁月，红桥，无疑是给他留下最美好印象的地方，也是他与宗元鼎诗歌相从最密切的地方。随着距离的拉开，时间的流逝，红桥更在他们两人的回忆与思念中，成为了一个纽结，一种象征。为了纾解远在京城的王士祯对扬城的思念，当然，也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友谊，宗元鼎为王士祯精心绘作了《红桥小景》图寄去。王士祯观后，自然是百感交集，他立即写下《宗梅岑画红桥小景见寄赋怀二首》，表达了对红桥友谊的怀念，对逝水流年的感慨。其中的第二首尤为情韵悠长，是具有王士祯风调之美的作品之一：

　　　　红桥秋柳最外情，　露叶萧条远恨生。
　　　　好在东原旧居士，　雨窗着意写芜城。

　　红桥的秋天，垂挂的柳条因为绿色时光的无多，而显出格外多情的一面。染过秋露的叶片，渐生萧索，似乎为世间那些遥远的别离，生出无限的愁绪。好在昔日的东原，还隐居着我的老朋友，隔着窗外淅沥的秋雨，特意为我画下扬城渐浓的秋意，慰藉我无由排遣的红桥思念……。诗中的“芜城”，是指扬州，因鲍照有名作《芜城赋》，写扬城战后的荒芜景象，而使“芜城”成为扬州的别称。王士祯此处巧妙地运用“芜城”之典，不仅使诗境与秋天的萧条相接，还暗示了自他与宗元鼎别离后，各自孤独、荒凉的心境。
　　离开了王士祯的直接庇护，性格本就“狷介”于世不容的宗元鼎的日子，渐渐显出萧索的景象，毕竟祖上也是读书人，家产并不丰厚。他的喜与自家童仆为伍，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似乎多少带有一点快乐游戏的性质，而生存的真实面貌是冷酷的。康熙十八年（1679），宗元鼎已59岁，或许是“釜甑屡空”的日子过于窘迫了，隐居东原的宗元鼎终于硬着头皮，赴京参加贡太学部考试，并获第一名，候选六品州同知。然而，不似陶渊明还在彭泽县令的位置上熬了八十一天，宗元鼎未及候选年，便幡然醒悟，归去来兮了。从此，他一直隐居江都东原，直至78岁那年去世。王士祯有一首五律《送宗梅岑归淮南》，应是写于宗元鼎赴京考试后，又终于决定还乡隐居的时候：

　　　 相逢才几日，　复欲返东原。
　　　 梁父云间树，　兰陵雨后村。
　　　 雄鸡能断尾，　野鹤讵乘轩。
　　　 一叶邗沟水，　随潮到里门。

　　我们的相逢相聚还没有几日，你就决定要返回你的隐居地东原。一路上，你要越过险峻的梁父山峰，山上的树木直插云天，使攀越如攀青天；当然，前方也会有雨水扫洒的村落，清新无尘，古老的兰陵美酒，抚慰你旅途的疲惫。你怕进入官场，成为祭祀的牺牲，而毅然像雄鸡断尾一般，选择了艰辛的生活；是的，本就是野飞云间的鹤，为了自由，自然要拒绝轩冕的羁绊。然而，无论你行走多远，我的这颗心都一直在随行，直到我们昔日的扬州——一叶小舟，将随着邗沟的潮水，抵达那宁静的隐居之门。
　　晚年的宗元鼎的生活，是清苦而艰辛的。因为有洁癖，他选择了以种花为谋生的手段，经常自己跳着个担子，到红桥卖花，挣些喝酒的钱，以至于人们戏称他为花颠。他之所以选择到红桥卖花，应是在内心深处，仍一直在怀念着相伴王士祯的红桥时光，以及他们之间的诗歌友谊。虽然，隐居中的宗元鼎的日子在清苦下去，然而，他的名声——诗歌与高品的名声，却在不断高涨，过维扬的名士，皆以能一访宗元鼎为荣，包括后来的孔尚任。宗元鼎广泛的名声，甚至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这个贡太学部考第一，却又旋即隐居乡里，诗与画都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祯一再推崇的，该是如何的人物。康熙二十五年（1684），康熙南巡，派人传召已64岁的宗元鼎，然而，他却垂钓江上，不受召见，大有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风范。宗元鼎的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显然不能仅仅当作传诵一时的文人佳话来看待，它所凸现的，也不仅仅是一个诗人“狷介”的个性，无论于古于今，它都有着更深的寓意，意味：当自负且清高的宗元鼎，终于拜入王士祯门下，他实际上推开的，还是一个认定的诗歌王国之门，在这个王国里，不认权势，只认境界，只认那些不断超越时间的诗句。因此，当世俗世界至高无上的康熙皇帝召见时，他的拒绝是有理由的，他的一生已别有所属，那就是当时诗歌世界的象征——王士祯，以及他们之间不朽的诗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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