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卢兆玉

第二十一章 中国佛学的建立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它传入以后，它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方面有其特殊影响。

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传入的确切年代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历史家们仍未解决，大概是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传统的说法是在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但是现 在有证据说明在明帝以前在中国已经听说有佛教了。尔后佛教的传播是一个漫长而逐步的过程。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在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被人认为是有神秘法 术的宗教，与阴阳家的和后来道教的神秘法术没有多大不同。

在二世纪，有一个说法是，佛不过是老子弟子而已，这个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这个说法是受到《史记·老子列传》的启发，其中说老子晚年出关，"莫 知其所终"。道家中的热心人就这句话大加发挥，创作了一个故事，说老子去到西方，到达印度，教了佛和其他印度人，总共有二十九个弟子。这个说法的含意是， 佛经的教义不过是《道德经》即《老子》的外国变种罢了。

在三、四世纪，比较有形上学意义的佛经，翻译的更多了，对佛学的了解也进了一步。这时候认为，佛学很像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而不像道教。佛学著作往往被人用道家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叫做"格义"，就是用类比来解释。

这样的方法，当然不会准确，容易造成曲解。于是在五世纪，这时候翻译的佛经大量地迅速地增加了，这才坚决不用类比解释了。可是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五世纪的佛学大师，甚至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在内，继续使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无为"，来表达佛学的观念。这样做与类比解 释不同，后者只是语词的表面相似，前者则所用语词与其表达的观念有内在联系。所以从这些著作的内容来判断，作者们继续使用道家术语，并没有造成对佛学的误 解或曲解，倒是造成印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综合，导致中国形式的佛学的建立。

这里必须指出："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二者所指的不一定是一回事，即不一定是同义语。因为佛教中有些宗派，规定自己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 哲学传统，而与中国的不发生接触。相宗，又称唯识宗，就是一个例子。相宗是著名的到印度取经的玄奘（596-664年）引进中国的。像相宗这样的宗派，都 只能叫做"在中国的佛学"。它们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它们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国的精神的发展中，简直没有起作用。

"中国的佛学"则不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往后我们将会看到，佛教的中道宗与道 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 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佛学的一般概念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有些人为佛经的汉译作了巨大的努力。小乘、大乘的经文都翻译过来了，但是只有大乘在中国的佛学中获得永久的地位。

总地说来，大乘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者是它的宇宙的心的概念，以及可以称为它的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对这些进行讨论之前，必须首先考察一下佛学的几个一般概念。

虽说佛教有许多宗派，每个宗派都提出了某些不同的东西，可是所有的宗派一致同意，他们都相信"业"的学说。业，通常解释为行为，动作。但是业的实际 含义更广，不只限于外部的行动，而且包括一个有情物说的和想的。照佛学的说法，宇宙的一切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有情物的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他的心 的表现。不论何时，他动，他说，以至于他想，这都是他的心做了点什么，这点什么一定产生它的结果，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将来。这个结果就是业的报应。业是因， 报是果。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连串的因果造成的。

一个有情物的今生，仅只是这个全过程的一个方面。死不是他的存在的终结，而只是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今生是什么，来自前生的业；今生的业，决定来 生是什么。如此，今生的业，报在来生；来生的业，报在来生的来生；以至无穷。这一连串的因果报应，就是"生死轮回"。它是一切有情物的痛苦的主要来源。

照佛学的说法，这一切痛苦，都起于个人对事物本性的根本无知。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所以是虚幻的，暂时的，可是无知的个人还是渴求它们，迷恋它们。这种根本无知，就是"无明"。无明生贪嗔痴恋；由于对于生的贪恋，个人就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万劫不复。

要逃脱生死轮回，唯一的希望在于将"无明"换成觉悟，觉悟就是梵语的"菩提"。佛教一切不同的宗派的教义和修行，都是试图对菩提有所贡献。从这些对 菩提的贡献中，个人可以在多次再生的过程中，积累不再贪恋什么而能避开贪恋的业。个人有了这样的业，其结果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叫做"涅 槃"。

那么，涅槃状态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同一，或者说与所谓的佛性的同一；或者说，它就是了解了或自觉到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固 有的同一。他是宇宙的心，可是以前他没有了解或自觉这一点。佛教的大乘宗派，中国人称作性宗的，阐发了这个学说。（在性宗中，性和心是一回事。）在阐发之 中，性宗将宇宙的心的观念引入了中国思想。所以性宗可译为SchoolofUniversalMind（"宇宙的心"宗）。

佛教大乘的其他宗派，如中国人称为空宗，又称为中道宗的，却不是这样描述涅槃的。它们的描述方法，我称之为负的方法。

二谛义

中道宗提出所谓"二谛义"，即二重道理的学说：认为有普通意义的道理，即"俗谛"；有高级意义的道理，即"真谛"。它进一步认为，不仅有这两种道 理，而且都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于是低一层次的真谛，在高一层次就只是俗谛。此宗的大师吉藏（549-623年），描述此说有如下三个层次的"二谛"：

（１）普通人以万物为实"有"，而不知"无"。诸佛告诉他们，万物实际上都是"无"，"空"。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这是俗谛；说万物是"无"，这是真谛。

（２）说万物是"有"，这是片面的；但是说万物是"无"，也是片面的。它们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给人们一个错误印象："无"只是没有了"有"的结 果。殊不知事实上是，"有"同时就是"无"。例如，我们面前的桌子，要表明它正在停止存在，并不需要毁掉它。事实上，它无时无刻不是正在停止其存在。其原 因在于，你开始毁桌子，你所想毁的桌子已经停止存在了。此一刻的桌子不再是前一刻的桌子了。桌子只是看着好像前一刻的桌子。因此在二谛的第二层次上，说万 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同样是俗谛。我们只应当说，不片面的中道，在于理解万物非有非无。这是真谛。

（３）但是，说"中道"在于不片面（即非有非无），意昧着进行区别。而一切区别的本身就是片面的。因此在第三层次上，说万物非有非无，说"不片面的 中道"即在于此，这些说法又只是俗谛了。真谛就在于说：万物非有非无，而又非非有非非无；中道不片面，而又非不片面（说见《二谛章》卷上，载《大藏经》卷 四十五）。

由以上所用的"有""无"二字，当时的思想家可以看出或者感到，佛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与道家讨论的中心问题，有相似之处，都是突出"有，无"二字。 当然，一深入分析，就知道这种相似，在某些方面是表面的相似；可是，在道家将"无"说成"超乎形象"，佛家将"无"说成"非非"的时候，却是真正的相似。

还有一个真正相似之处：佛教此宗与道家所用的方法，以及用这种方法所得的结果，都是相似的。这种方法是，利用不同的层次，进行讨论。一个层次上的说法，马上被高一层次上的说法否定了。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庄子·齐物论》所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它就是以上刚才讨论的方法。

一切都否定了，包括否定这个"否定一切"，就可以达到庄子哲学中相同的境界，就是忘了一切，连这个"忘了一切"也忘了。这种状态，庄子称之为"坐 忘"，佛家称之为"涅槃"。我们不可以问佛教此宗，涅槃状态确切地是什么，因为，照它说的，达到第三层次的真谛，就什么也不能说了。

僧肇的哲学

公元五世纪，在中国的佛教此宗大师之一是鸠摩罗什。他是印度人，出生的国家则在今新疆省内。他于401年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在此定居，直到 413年逝世。在这十三年中，他将许多佛经译为汉文。教了许多弟子，其中有些人很出名，很有影响。这一章只讲他的两个弟子：僧肇和道生。

僧肇（384-414年），京兆（今西安附近）人。他先研究老庄，后来成为鸠摩罗什弟子。他写了几篇论文，后人辑成一集，称为《肇论》。《肇论》第 二论是《不真空论》，其中说："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所以然 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万物若无，则 不应起，起则非无。......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见《大藏经》卷四十五）

《肇论》的第一论题为《物不迁论》，其中说："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放曰静而非动。动而非 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 今，不从昔以至今。......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同上）

意思就是说，万物每刻都在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物不迁论》 中还说："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梵志每时每刻存在着。此刻的梵志不是从过去来的梵志；过 去的梵志，不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梵志。从每物每时变化来看，我们说有动而无静；从每物此时尚在来看，我们说有静而无动。

僧肇的理论，具体化了第二层次的二谛。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是静，说万物是无是动，都是俗谛。说万物非有非无，非动非静，是真谛。

僧肇还提出了论证，具体化了第三层次即最高层次的二谛。这些论证见于《肇论》的《般若无知论》。僧肇把"般若"描写成圣智，可是他又说圣智实际上是 无知。因为要知某一事物，就要选出这个事物的某一性质，以此性质作为知的对象。但是圣智是要知"无"，它"超乎形象"，没有性质，所以"无"根本不能成为 知的对象。要知"无"，只有与"无"同一。这种与"无"同一的状态，就叫做涅槃。涅槃和般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正如涅槃不是可知之物，般若是不知之 知（说见《般若无知论》，载《大藏经》卷四十五）。所以在第三层次上，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保持静默。

道生的哲学

僧肇三十岁就死了，否则他的影响会更大。道生（434年卒），钜鹿（今河北省西北部）人，寓居彭城（在今江苏省北部），与僧肇在鸠摩罗什门下同学。 他学识渊博，颖悟而雄辩，据说讲起佛学来，顽石为之点头。晚年在庐山讲学，庐山是当时佛学中心，高僧如道安（385年卒）、慧远（416年卒）都在那里讲 过学。道生提出许多理论，又新又革命，曾被一些保守的和尚赶出了南京。

道生提出的理论中，有"善不受报"义，原文已失传。僧（518年卒）编的《弘明集》，收有慧远的《明报应论》，这篇论文可能代表道生观点的某些方 面，因为它也讲善不受报。其总的思想是，将道家"无为"、"无心"的观念应用于形上学。无为的意思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而是无心而为。只要遵循无为、无心 的原则，对于物也就无所贪恋迷执。即使从事各种活动，也是如此。既然"业"而受报，是由于贪恋和迷执，现在没有贪恋和迷执，当然"业"不受报了（《弘明 集》卷五，载《大藏经》卷五十二）。慧远的这个理论，无论与道生原意是否相同，也是道家理论向佛家形上学的扩展。道家的"无为"、"无心"原来只有社会伦 理的意义，进入了佛学就有形上学的意义了，这一点是很有趣的。由此看来，它确实是中国佛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后来的禅宗就是遵循这个发展而发展的。

道生提出的理论中，还有"顿悟成佛"义，原文亦失传，谢灵运（433年卒）的《辩宗论》阐述了道生此义。顿悟成佛的理论，与渐修成佛的理论相对立。 后者认为，只有通过逐步积累学习和修行,即通过积学，才能成佛。道生、谢灵运都不否认积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积学的工夫不论多么大，也只是一种准备 工夫，积学的本身并不足以使人成佛。成佛是一瞬间的活动，就像是跃过鸿沟。要么是一跃成功，达到彼岸，刹那之间完全成佛；要么是一跃而失败，仍然是原来的 凡夫俗子。其间没有中间的步骤。

"顿悟成佛"义的理论根据是，成佛就是与"无"同一，也可以说是与宇宙的心同一。由于"无""超乎形象"，"无"自身不是一"物"，所以无不可能分 成一部分、一部分。因此不可能今天修得它的一部分，明天修得它的另一部分。同一，就是与其全体同一。少了任何一点，就不是同一。

关于这个问题，谢灵运与其他人有许多辩论，《辩宗论》都有记载。有个和尚名叫僧维，问道：学者若已经与"无"同一，当然不再说"无"了，但是他若要 学"无"，用"无"除掉"有"，那么，这样学"无"岂不是渐悟的过程吗？谢灵运回答道：学者若仍在"有"的境界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学，不是悟。当然，学 者要能够悟，必须首先致力于学。但是悟的本身一定是超越了"有"。

僧维又问：学者若致力于学，希望借此与"无"同一，他是否会逐渐进步呢？如果不逐渐进步，他又何必学呢？如果是逐渐进步，岂不就是渐悟吗？谢灵运 答：致力于学，在压制心中的污垢方面，会有积极效果。这样的压制，好像是消灭了污垢，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只有一旦顿悟，才能"万滞同尽"。

僧维又问：学者若致力于学，能否与"无"暂同呢？如果能够，暂同也胜于完全不同，这岂不就是渐悟吗？谢灵运答：这样的暂同，只是假同。真同在本性上是永久的。把暂同当成真同，就跟把压制心中的污垢当成消灭心中的污垢，是一样的谬误。

《辩宗论》附有道生的《答王卫军书》，这封信完全赞成谢灵运的论点。《辩宗论》载在道宣（596-667）编的《广弘明集》中（卷十八、载《大藏经》卷五十二）。

道生还有一个理论，主张"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法华经疏》），即每个有感觉的生物都有佛性，或宇宙的心。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也失 传了，他这方面的观点还散见于几部佛经的注疏里。从这些注疏看来，他认为众生都有佛性，只是不认识自己有佛性，这就是"无明"。这种"无明"使之陷入生死 轮回。因此他必须首先认识到他有佛性，佛性是他本性里面本有的，然后通过学习和修行，自己"见"自己的佛性。这个"见"便是顿悟，因为佛性不可分，他只能 见其全体，或是毫无所见。这样的"见"也就意味着与佛性同一，因为佛性不是可以从外面看见的东西。这个意思就是道生所说的"返迷归极，归极得本"。（《涅 槃经集解》卷一）得本的状态，就是涅槃的状态。

但是涅槃并不是外在于，迥异于生死轮回，佛性也不是外在于，迥异于现象世界。一旦顿悟，后者立刻就是前者。所以道生说："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 死，远更求之也。斯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实为悟矣。"（语出僧肇《维摩经注》卷七）佛家用"到彼岸"的比喻，表示得涅槃的意思。道生说："言到彼岸：若到彼 岸，便是未到。未到、非未到，方是真到。此岸生死，彼岸涅槃。"（同上，卷九）他还说："若见佛者，未见佛也。不见有佛，乃为见佛耳。"（同上）

这大概也就是道生的佛无"净土"论的意思。这是他的又一个理论。佛的世界，就正在眼前的这个世界之中。

有一篇论文题为《宝藏论》，传统的说法说是僧肇所作，很可能不是他作的。其中说："譬如有人，于金器藏中，常观于金体，不睹众相。虽睹众相，亦是一 金。既不为相所惑，即离分别。常观金体。无有虚谬。喻彼真人，亦复如是。"（《大藏经》卷四十五）意思是说：假设有个人在贮藏金器的宝库内，看见了金器， 但是没有注意金器的形状。或者即使注意了金器的形状，他还是认出了它们都是金子。他没有被各种不同的形状所迷惑，所以能够摆脱它们的表面区别。他总是看得 出它们内含的本质是金子，而不为任何幻象所苦。这个比喻说明了真人是什么。

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出于僧肇；但是作为比喻，后来佛家经常使用。佛性的实在性本身就是现象世界，正如金器的本身就是金子。现象世界之外别无实在性， 正如金器之外别无金子。有些人，由于"无明"，只见现象世界，不见佛性的实在性。另有些人，由于觉悟，见到佛性，但是这个佛性仍然是现象世界。这两种人所 见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是觉悟的人所见的，与无明的人所见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就是中国佛学常说的："迷则为凡，悟则为圣。"

道生的理论中，还有"一阐提人（即反对佛教者）皆得成佛"义。这本是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的逻辑结论。但是这与当时所见的《涅槃经》直接冲突，由于道生 提出此义，就将他赶出首都南京。若干年后，当大本《涅槃经》译出后，其中有一段证实了道生此义。慧皎（554年卒）在道生的传记中写道；"时人以生推阐提 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高僧传》卷七）

慧皎还告诉我们，道生曾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同上）这也就是《庄子》 说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庄子·外物》）中国哲学的传统，把用词叫做"言筌"。按照这个传统，最好的言说是" 不落言筌"的言说。

我们已经知道，在吉藏"二谛义"中，到了第三层次，简直无可言说。在第三层次，也就没有落入言筌的危险。可是道生说到佛性时，他几乎落入言筌，因为 他把它说成了"心"，他给人一种印象：定义的限制还可以加之于它。在这方面，他是受了《涅槃经》的影响，《涅槃经》很强调佛性，所以他接近性宗（"宇宙的 心"宗）。

由此可见，在道生时代，已经为禅宗作了理论背景的准备，在下一章便知其详。可是禅宗的大师们，仍然需要在这个背景上，把本章所讲的各项理论，纳入他们的高浮雕之中。

在以上所说的理论中，也可以发现几百年后的新儒家的萌芽。道生的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论，使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 下》）。孟子也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但是孟子所说的"心"、"性"，都是心理的，不是形上学的。沿着道生 的理论所提示的路线，给予心、性以形上学的解释，就达到了新儒家。

"宇宙的心"的观念，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哲学中只有"心"，没有"宇宙的心"。道家的"道"，虽如老子所说，是"玄之又玄"，可是还不是"宇宙的心"。在本章所讲的时期以后，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有"心"，而且有"宇宙的心"。

卢兆玉

第二十二章 禅宗：静默的哲学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沉思、静虑。佛教禅宗的起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除佛教经典的教义外，还有" 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从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据说已经是第二十八代。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526年，到中国，为中国禅宗的 初祖。

禅宗传述的宗系

达摩将心传传给慧可（486-593年），为中国禅宗二祖。如此传到五祖弘忍（605-675年），他有两个大弟子，分裂为南北二宗。神秀（706 年卒）创北宗，慧能（638-713）创南宗。南宗不久超过了北宗，慧能被认为六祖。禅宗后来一切有影响的派别，都说它们是慧能的弟子们传下来的（参见道 原《传灯录》卷一）。

这种传述的早期部分可靠到什么程度，是很可怀疑的，因为还没早于十一世纪的文献支持它。本章的目的不是对这个问题作学术的考证。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现在并没有学者认真看待这种传述。因为中国禅宗的理论背景，早已有人如僧肇、道生创造出来了，这在前一章已经讲了。有了这种背景，禅宗的兴起就几乎是不可 避免的，实在用不着把神话似的菩提达摩看作它的创始人。

可是，神秀和慧能分裂禅宗，却是历史事实。北宗与南宗的创始人的不同，代表性宗与空宗的不同，如前一章描述的。这可以从慧能自序里看出来。从这篇自 序我们知道慧能是今广东省人，在弘忍门下为僧。自序中说，有一天弘忍自知快要死了，把弟子们召集在一起，说现在要指定一个继承人，其条件是写出一首最好 的"偈"，把禅宗的教义概括起来。当下神秀作偈云：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针对此偈，慧能作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据说，弘忍赞赏慧能的偈，指定他为继承人，是为六祖（见《六祖坛经》卷一）。

神秀的偈强调宇宙的心，即道生所说的佛性。慧能的偈强调僧肇所说的无。禅宗有两句常说的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神秀的偈表现了前一句，慧能的偈表现了后一句。

第一义不可说

后来禅宗的主流，是沿着慧能的路线发展的。在其中，空宗与道家的结合，达到了高峰。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禅宗谓之为"第一义"。我们在前一章已经 知道，在第三层次，简直任何话也不能说。所以第一义，按它的本性，就是不可说的。文益禅师（958年卒）《语录》云："问：'如何是第一义？'师云：'我 向尔道，是第二义。'"

禅师教弟子的原则，只是通过个人接触。可是有些人没有个人接触的机会，为他们着想，就把禅师的话记录下来，叫做"语录"。这个做法，后来新儒家也采 用了。在这些语录里，我们看到，弟子问到佛法的根本道理时，往往遭到禅师一顿打，或者得到的回答完全是些不相干的话。例如，他也许回答说，白菜值三文钱。 不了解禅宗目的的人，觉得这些回答都是顺口胡说。这个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让他的弟子知道，他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他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就明白了许 多东西。

第一义不可说，因为对于"无"什么也不能说。如果把它叫做"心"或别的什么名字，那就是立即给它一个定义，因而给它一种限制。像禅宗和道家说的，这 就落入了"言筌"。马祖（788年卒）是慧能的再传弟子，僧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将如何？'曰：'非心非 佛。'"（《古尊宿语录》卷一）又，庞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同上）一口吸尽西江水，这 显然是不可能的，马祖以此暗示，所问的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他的问题也真正是不可回答的。因为不与万物为侣者，即超越万物者。如果真地超越万物，又 怎么能问他"是什么人"呢？

有一些禅师，用静默来表示无，即第一义。例如，慧忠国师（775年卒）"与紫嶙供奉论议。既升座，供奉曰：'请师立义，某甲破。'师曰：'立义竟。 '供奉曰：'是什么义？'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便下座。"（《传灯录》卷五）慧忠立的义，是静默的义。他无言说，无表示，而立义，其所立正是第一 义。关于第一义，或"无"，不可以有任何言说，所以表示第一义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静默。

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佛经都与第一义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所以，建立临济宗的义玄禅师（866年卒）说："你如欲得如法见解，但莫授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始得解脱。"（《古尊宿语录》卷四）

修行的方法

第一义的知识是不知之知；所以修行的方法也是不修之修。据说马祖在成为怀让（744年卒）弟子之前，住在衡山（在今湖南省）上。"独处一庵，惟习坐 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怀让"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 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古尊宿语录》卷一）马祖闻言大悟，于是拜怀让为师。

因此照禅宗所说，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是不作任何修行，就是不修之修。有修之修，是有心的作为，就是有为。有为当然也能产生某种良好效果，但 是不能长久。黄檗（希运）禅师（847年卒）说："设使恒沙劫数，行六度万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为属因缘造作故。因缘若尽，还归无常。" （《古尊宿语录》卷三）

他还说："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犹如箭射于空，力尽还坠。都归生死轮回。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虚受辛苦，岂非大错？"（同上）

他还说："若未会无心，著相皆属魔业。......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化人。犹如黄叶为金钱，极止小儿啼。......但随缘消旧业，莫更造新殃。"（同上）

不造新业，并不是不作任何事，而是作事以无心。因此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以无心作事。这正是道家所说的"无为"和"无心"。这就是慧远的理论的意思， 也可能就是道生的"善不受报"义。这种修行方法的目的，不在于作事以求好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本身可能有多么好。无宁说它的目的，在于作事而不引起任何结 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引起任何结果，那么在他以前积累的业消除净尽以后，他就能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

以无心作事，就是自然地作事，自然地生活。义玄说："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古尊宿语录》卷四）有些人刻意成佛，却往往不能顺着这个自然过程，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自信。义玄说："如今学者不得，病在甚处？病在不自信处。你若自信 不及，便茫茫地徇一切境转，被它万境回换，不得自由。你若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佛不别。你欲识得祖佛么？只你面前听法的是。"（同上）

所以修行的道路，就是要充分相信自己，其他一切放下，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外，别有用功，别有修行。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也就是禅师们所说的不修之修。

这里有一个问题：果真如以上所说，那么，用此法修行的人，与不作任何修行的人，还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后者所作的，也完全是前者所作的，他就也应该达到涅槃，这样，就总会有一个时候，完全没有生死轮回了。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虽然穿衣吃饭本身是日用平常事，却不见得做起来的都是完全无心，因而没有任何滞着。例如，有人爱漂亮的衣服，不爱难看的衣 服，别人夸奖他的衣服他就感到高兴。这些都是由穿衣而生的滞着。禅师们所强调的，是修行不需要专门的行为，诸如宗教制度中的礼拜、祈祷。只应当于日常生活 今无心而为，毫无滞着；也只有在日用寻常行事中才能有修行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其目的是无须努力；需要有心，其目的是无心；正像为了忘记，先 需要记住必须忘记。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努力，达到无须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像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正如不知之知本身也是一种知。这样的知，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而不知之知，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顿悟

修行，不论多么长久，本身只是一种准备工作。为了成佛这种修行必须达到高峰，就是顿悟，如在前一章描述的，好比飞跃。只有发生飞跃之后才能成佛。

这样的飞跃，禅师们常常叫做"见道"。南泉禅师普愿（830年卒）告诉他的弟子说："道不属知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 虚廓然，岂可强是非也。"（《古尊宿语录》卷十三）达道就是与道同一。它如太虚廓然，也不是真空；它只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状态。

这种状态，禅师们描写为"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后两句最初见于《六祖坛经》，后来为禅师们广泛引用，意思是，只有经验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冥合不分的人，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在这种状态，经验者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假定有知者与被知者的区别。可是他又不是无知，因为他的状态不同于南泉所说的无记。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知。

一个人若到了顿悟的边缘，这就是禅师最能帮助他的时刻。一个人即将发生这种飞跃了，这时候，无论多么小的帮助，也是重大的帮助。这时候，禅师们惯于 施展他们所谓"棒喝"的方法，帮助发生顿悟的一跃。禅宗文献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某位禅师要他的弟子考虑某个问题，然后突然用棒子敲他几下，或向他大喝一 声。如果棒喝的时机恰好，结果就是弟子发生顿悟。这些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施展这样的物理和生理动作，震动了弟子，使他发生了准备已久的心理觉悟。

禅师们用"如桶底子脱"的比喻，形容顿悟。桶底子脱了，则桶中所有之物，都顿时脱出。同样地，一个人顿悟了，就觉得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也顿时解决。其解决并不是具体地解决，而是在悟中了解此等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所以悟后所得之道，为"不疑之道"。

无得之得

顿悟之所得，并不是得到什么东西。舒州禅师清远（1120年卒）说："如今明得了，向前明不得的，在什么处？所以道，向前迷的，便是即今悟的；即今 悟的，便是向前迷的。"（《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二）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知道，按僧肇和道生的说法，真实即现象。禅宗有一句常用的话；"山是山，水是水。"在 你迷中，山是山，水是水。在你悟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禅师们还有一句常说的话："骑驴觅驴。"意思是指，于现象之外觅真实，于生死轮回之外觅涅槃。舒州说："只有二种病，一是骑驴觅驴，一是骑驴不肯下。你道骑却驴了，更觅驴，可杀，是大病。山僧向你道，不要觅。灵利人当下识得，除却觅驴病，狂心遂息。

"既识得驴了，骑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难医。山僧向你道，不要骑。你便是驴，尽山河大地是个驴，你作么生骑？你若骑，管取病不去。若不骑，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时去，心下无一事，名为道人，复有什么事？"（同上）若以为悟后有得，便是骑驴觅驴，骑驴不肯下。

黄檗说："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安嘴。"（《古尊宿语录》卷三）只要悟了，则尽是佛事，无地无佛。据说有个禅僧走进佛寺，向佛像吐痰。他受到批评，他说：你指给我无佛的地方吧！（见《传灯录》卷二十七）

所以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圣人作的事，也就是平常人作的事。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禅师们把 这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象征着悟的成就的顶点。更进一步，意谓既悟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作。可是他所要作的，仍然不过是日用平常的 事。就像南泉说的："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古尊宿语录》卷十二）

虽然圣人继续生活在这里，然而他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白费。虽然他所作的事只是平常人所作的事，可是对于他却有不同的意义。如百丈禅师怀海（814年 卒）所说："未悟未解时名贪嗔，悟了唤作佛慧。故云；'不异旧时人，异旧时行履处。"（《古尊宿语录》卷一）最后一句，看来一定有文字上的讹误。百丈想说 的显然是："只异旧时人，不异旧时行履处。"

人不一样了，因为他所作的事虽然也是其他平常人所作的事，但是他对任何事皆无滞着，禅宗的人常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著衣，未曾接著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三，卷十六），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还有另外一句常说的话："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传灯录》卷八）我们可以问：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为什么"事父事君"就不是妙道？如果 从以上分析的禅宗的教义，推出逻辑的结论，我们就不能不作肯定的回答。可是禅师们自己，没有作出这个合乎逻辑的回答。这只有留待新儒家来作了，以下四章就 专讲新儒家。

卢兆玉

第二十三章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公元589年，中国经过数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由隋朝（590一617年）统一起来。可是不久隋朝又被唐朝（618-906年）取代，唐朝是一个强大的高度集中的皇朝。唐代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媲美汉代，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汉代。

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628年，唐太宗（627-649年在位）命令在太学内建孔庙；630年，他又命令 学者们准备出儒家经典的官方版。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从前代浩繁的注释中选出标准的注释，再为标准注释作疏。然后皇帝以命令颁布这些经典正文及其官方注 疏，在太学里讲授。以这种方式，儒家又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这时候，儒家表现在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活力早已丧失。经典原文具在，注疏甚至更多，可是都不能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道家复兴和佛 教传入之后，人们变得对于形上学问题，以及我所说的超道德价值，或当时称为性命之学的问题，比较有兴趣。我们于第四、第七、第十五等章看到，关于这些问题 的讨论，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已经不少。可是，这些经典都需要真正是新的解释和发挥，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当时 尽管有皇家学者们的努力，仍然缺乏这样的解释和发挥。

韩愈和李翱

直到唐代的后半叶，才出了两个人，韩愈（768-824年）与李翱（约844年卒），他们作出了真正的努力，为了回答他们当代的问题而重新解释《大 学》、《中庸》。韩愈在其论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

李翱在《复性书》中写的也很相似："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 轲。......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 而传焉，......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李文公集》卷二）

这种"道统说"，孟子早已说了一个大概（见《孟子·尽心下》），韩愈、李翱所说的显然又是受到禅宗传述的宗系的重新启发。禅宗的说法是，佛的心传， 经过历代佛祖，一脉相传，传到弘忍和慧能。后来新儒家的程子，也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朱熹《中庸章句》前言引）。人们普遍地相信， 这个道统传到孟子，就失传了。可是李翱，显然感到他自己对道统颇有了解，通过他的传授，他也就俨然成为孟子的继承者。要做到这一点，成了在李翱以后的一切 新儒家的抱负。他们都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并且坚持说他们自己是上承道统。他们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新儒家的确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特别是孟 子的神秘倾向的继续，这在以下几章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这个原故，这些人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新儒家"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 西洋名词，与"道学"完全相等。

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家，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因为在佛家各宗之中，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 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家看来，禅与佛是同义语；前一章已经讲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最后，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 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这三条思想路线是异质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矛盾的。所以，哲学家要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形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真正系统， 这当然就需要时间。因此，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韩愈、李翱，可是它的思想系统直到十一世纪才明确地形成。这已经是宋代（960一1279年）最繁荣 的年代了。宋朝是唐朝亡后经过了一段混乱分裂时期而重新统一中国的。最早的新儒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

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

第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周敦颐，号濂溪先生（1017一1073年）。他是道州（在今湖南省）人。晚年住在庐山，就是第二十一章说过的 慧远、道生讲佛经的地方。在他以前很久，有些道教的人画了许多神秘的图，以图式描绘秘传的道，他们相信得此秘传的人便可成仙。据说周敦颐得到了一张这样的 图，他予以重新解释，并修改成自己设计的图，以表示宇宙演化过程。这倒不如说，是他研究和发挥了"易传"中的观念，再用道教的图表示出来。他画的图名为 《太极图》，他作的解释名为《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不必与《太极图》对照，读起来也很好懂。

《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周濂溪集》卷一）

"易传"的《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说》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它虽然很短，却是朱熹（1130一1200年）的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提纲。朱熹如果不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新儒家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在第二十五章将要比较详细地讲他。

精神修养的方法

佛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佛。怎样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最终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儒家的圣人。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 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禅宗说：" 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企图接近成功了。但是，如我在前一章所说的，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推到逻辑的结论，就是"事父事君，亦是妙道"。当 然，原因也很明显，如果他们真地这样说，他们的教义就不是佛家的教义了，他们就不用出家了。

怎样成为圣人，是新儒家的主要问题之一，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他又进一步说"主静"就是"无欲"的状态。他的第二篇主要著作是《通书》，在《通 书》中可以看出，他说的"无欲"，与道家和禅宗说的"无为"和"无心"，是基本一样的，可是，他用"无欲"，不用"无为"、"无心"，这表明他企图撇开佛 家的出世性质。若就这些名词来说，"无欲"的"无"，并不如"无心"的"无"那样地概括一切。

《通书》中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濂溪集》卷五）。

新儒家的"欲"字常指私欲，或径指自私。有时候在"欲"字前面加上"私"字，是为了使意义更明白些。周敦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以《孟子》的一段话为 例来说明，这个例子是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孟子》这段话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 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照新儒家的说法，孟子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任何人在这种场合的自然自发的反应。人在本性上根本是善的。因此，他固有的状态，是心中没有私欲的状态，或 如周敦颐说的"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它会引起立即要救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的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说的"动直"。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按照他的"第一冲 动"而行动，而是停下来想一想，他可能想到，这个孺子是他的仇人之子，不该救他；或者这个孺子是他的友人之子，应该救他。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是受"第 二私念"即转念所驱使，因而丧失了固有的静虚状态以及随之而有的动直状态。

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是能够立即客观地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好比心的"通"。心无欲，则对于外来刺激的自然反应，落实在行动上都是直的。由于直，所以"公"；由于公，所以一视同仁，也就是"溥"。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也就是像禅僧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生，自然而行。

邵雍的宇宙发生论

另一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要在本章提到的，是邵雍，号康节先生（1011一1077年）。他是今河南省人。他的宇宙发生论，虽与周敦颐的略有不同，也是由《易经》发展而来，也是利用图解说明他的理论。

在第十八章已经讲过，汉代出现许多纬书，据说是补充原有的六经。在《易纬》中，有所谓"卦气"说，认为六十四卦的每一卦，在一年中各有一段时间"用 事"。按照卦气说，十二月的每一月，各在几个卦的管辖之下，其中有一卦是"主卦"，又名"天子卦"。这些主卦是：复三，临三，泰三，大壮三，央三，乾三， 姤三，遁三，否三，观三，剥三，坤三。它们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的图象表示出了阴阳消长之道。

在第十二章已经讲过，在这些卦中，连线代表阳，与热联系；断线代表阴，与寒联系。复三卦五条断线在上，一条连线在下，表示阴极阳生，是中国旧历十一 月的主卦，冬至在此月。乾三卦是六条连线，是旧历四月的主卦，阳达到极盛。姤三卦五条连线在上，一条断线在下，表示阳极阴生，是旧历五月的主卦，夏至在此 月。坤三卦是六条断线，是旧历十月的主卦，阴达到极盛，下个月就冬至阳生。其余的卦表示阴阳消长的中间阶段。

这十二卦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阴达到极盛，下一卦的第一天便出现阳。阳逐步上升，一月一月地、一卦一卦地越来越盛。一直达到极盛。于是下一卦的第 一爻又出现阴，逐步上升而达到极盛。接着又轮到阳生，一年内的循环，各卦的循环，又重新开始。这样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

要注意的是，邵雍关于宇宙的理论，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十二主卦的理论。周敦颐是从《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传·上》）这些话，演绎出他的系统。为了说明这个过程，邵雍画出如下的图：

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少阴少阳太阴太阳

柔

刚

阴

阳

静

动

图的第一层或最下层，表示两仪。在邵雍的系统中，两仪不是阴阳，而是动静。第二层，与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四象。例如，将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与第一层 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四象中的阳。这就是说，在邵雍的系统中，阳不是以一条连线"─"表示，而是以两条一连结"＝"表示。同样地，将第二层阴下的断线， 与第一层动下的连结连着看，即得四象中的阴。这就是说，四象中的阴不是"──"、而是"＝＝"。

同样地，第三层或最上层，与第二层、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八卦。例如，将第三层太阳下的连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以及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由 三条连线组成的乾三卦。同样地，将第三层太阴下的断线，与第二层阳下的连线以及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行兑三卦。将第三层少阳下的连线。与第二层阳下 的断线以及第一层动下的连线连着看，即得离三卦。用同样的程序可得全部八卦，其顺序为：乾三，兑三，离三，震三，巽三，坎三、艮三，坤三。八卦各代表一定 的原则或势力。

这些原则，实体化为天、地及宇宙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 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像其他术语一样，"刚"、"柔"也是邵 雍从《易传》中借用的，其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

邵雍进一步写道："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同上）

这就是邵雍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这是从他的图严格地演绎出来的。在这个图中，太极本身没有实际画出来，但是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层下面的空白就象征 着太极。邵雍写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这些数和象都在图中得到了说明。

事物的演化规律

若在上图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层，并用同样的组合程序，可得六十四卦全图。再将此图分为相等的两半，每半弯成半圆，再将这两个半圆合为一圆，即得邵雍的另一张图，名叫《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

考察这张图（为了简明，将六十四卦减为十二"主卦"），可以看出十二"主卦"在图中固定的顺序如下（由中看起，顺时针方向）：

这个序列可用所谓"加一倍法"自动地达成，因为图中每层符号的数目总是比下一层符号数目加一倍，所以最上层即第六层的符号数目是六十四，六层组成六 十四卦。这个简单的级数，使这张图显得很自然，同时又很神秘。因此，它作为邵雍的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而受到绝大多数新儒家的人的欢呼，据说在这项发现内可以 找到万物演化的规律和宇宙秘密的钥匙。

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一年四季的交替，而且适用于每二十四小时的昼夜交替。照邵雍与其他新儒家的说法，阴可以解释为只是阳的否定。所以，阳若是宇宙的 成的力量，阴就是宇宙的毁的力量。用这个意义解释阴阳，则此图表示的规律是说宇宙万物都经过成和毁的阶段。所以，复三卦的初受表示成的阶段的开始，乾三卦 则表示成的阶段的完成。姤三卦的初爻表示毁的阶段的开始，坤三卦则表示毁的阶段的完成。此图用这样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宇宙规律是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 这个原理正是老子和"易传"所强调的。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决不是这个宇宙规律的例外。所以邵雍认为，在复卦初爻，世界就开始存在了。到了泰卦，世界上的个体事物就开始产生了。这时候人出 现了，到了乾卦就达到文明的黄金时代。接着就是不断的毁坏过程，到了剥卦，一切个体事物都毁灭了；到了坤卦，整个世界都不在了。然后又在复卦初爻再现时开 始了另一个世界，又重复以上的全过程。每个世界的成毁各经历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邵雍的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这部书里有我们现存世界的详细年谱。照这部年谱所说，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那是在尧的时代，即公元前 二十四世纪。我们现在是相当于剥卦的时代，是万物开始毁灭的时代。第十四章已经讲到，中国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是不断退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在的一 切都不如理想的过去。邵雍的理论给予这种观点以形上学的根据。

关于凡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的理论，听起来好像黑格尔的理论，不过照黑格尔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一个新事物在更高水平上开始了。但是照老子和"易传"的说法，一个事物被否定了，新事物只是重复旧事物。这是具有农业民族特征的哲学，我在第二章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张载的宇宙发生论

本章要提到的第三个讲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哲学家是张载，号横渠先生（1020一1077年）。他是今陕西省人。他也是在"易传"基础上提出宇宙发生 论，不过是从另一个观点提出的。在他的宇宙发生论里，特别强调"气"的观念，它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和形上学的理论中，越来越重要。"气"这个宇，字 面的意义是Gas（气体）或Ether（以太）。在新儒家的哲学中，"气"字的意义有时候很抽象，有时候很具体，随着具体的哲学家们的不同系统而不同。当 它的意义很抽象的时候，它接近"质料"的概念，"质料"的概念见于柏拉图和亚力士多德的哲学，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力士多德的"形式"相对立。它这个意 义是指原始的浑沌的质料，一切个体事物都由它形成。然而当它的意义很具体的时候，它是指物理的物质，一切存在的个体的物，都是用它造成的。张载说的" 气"，是这种具体的意义。

张载，同前人一样，以"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句话为其宇宙发生论的基础。可是在他看来，太极不是别的，就是气。他的主要著作《正蒙》中 写道："太和所谓道（指太极。--引者注），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张子全书》卷二）

太和是气的全体之名，又被形容为"游气"（同上）。浮、升、动之性都是阳性；沈、降、静之性都是阴性。气受到阳性的影响，就浮、升；受到阴性的影响，就沈、降。这就使得气永远在聚散。气聚，就形成具体的万物；气散，就造成万物的消亡。

《正蒙》中又写道："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同上）于是张载尽力排除佛老的无。他说："知太虚即气，即无无。"（同上）太虚实际上不是绝对真空；它只是气处于散的状态，再也看不见而已。

《正蒙》有一段特别有名，叫做《西铭》，因为曾将它单独地贴在张载书斋的西墙上，作为座右铭。在这一段文字中，张载以为，由于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 以人与其他的物都是同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事乾（天）如父，事坤（地）如母。把一切人当作自己的兄弟。我们应当推广孝道，通过事奉宇宙的父母 （即乾坤父母）而实行孝道。事奉宇宙的父母也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每一个道德行为，只要对它有觉解，就是一个事奉宇宙的父母的行为。例如，如果一个人 爱别人，仅只因为别人与自己都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那么他就是尽他的社会义务，事奉社会。但是如果他爱别人，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而且是 因为他们都是宇宙的父母的孩子，那么他爱别人就不仅是事奉社会，而且同时是事奉整个宇宙的父母了。这一段的结语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生，吾 顺事"是说：活着的时候，我就顺从和事奉宇宙的父母。

对于《西铭》，后来新儒家的人极为称赞，因为它将儒家对人生的态度，与佛家、道家、道教对人生的态度，清楚地区别开来。张载在另外的地方写道："太 虚（即太和，道--引者注）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太和篇》，《张子全书》卷二） 圣人就是充分觉解这个过程的人。因此，他既不求在此过程以外，如佛家那样追求破除因果，结束生命；又不求长生不老，如道教那样追求修炼身体，尽可能地长留 人世。圣人由于觉解宇宙之性，因而知道"生无所得"，"死无所丧"（《正蒙诚明篇》，《张子全书》卷三）。所以他只求过正常的生活。他活着，就做作为社会 一员和作为宇宙一员的义务需要他做的事；一旦死去，他就安息了。

他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但是由于他的觉解，他做的事获得了新的意义。新儒家建立了一个观点，从这个观点看来，原先儒家评定为道德的行为，都获得更高的价值，即超道德的价值。它们本身全都有禅宗称为"妙道"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确实是禅宗进一步的发展。

卢兆玉

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接着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真是喜人的巧合，这两个学派竟是兄弟二人开创的，他们号称"二程"。弟弟程颐（1033-1108年）开创的学 派，由朱熹（1130-1200年）完成，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颢（1032一1085年）开创的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1139-1193 年）继续，王守仁（1473一1529年）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的时代，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两个学派不同的意义，但是到了朱熹和陆九渊就 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以下几章我们会看出，两个学派争论的主题，确实是一个带有根本重要性的哲学问题。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 宇宙的心）创制的。这历来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与康德式的观念论争论的主题，简直可以说，形上学中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问题若是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 迎刃而解。这一章我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个争论的主题，只是提示一下它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开端。

程颢的"仁"的观念

程氏兄弟是今河南省人。程颢号明道先生，程颐号伊川先生。他们的父亲是周敦颐的朋友，张载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年少时受过周敦颐的教诲，后来又常与张载进行讨论。还有，他们住的离邵雍不远，时常会见他。这五位哲学家的亲密接触，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佳话。

程颢极其称赞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这也正是程颢哲学的主要观念。在他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他说："学 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 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即《西铭》。--引者注） 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在第七章，对于在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孟子的那句话，作过充分的讨沦。"必有事焉"，"勿助长"，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也是新儒家极其赞赏的方 法。在程颢看来，人必须首先觉解他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道理。然后，他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放在心中，做起事来诚实地聚精会神地遵循着这个道理。 这样的工夫积累多了，他就会真正感觉到他与万物合一。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他 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下》）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 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 是"生命"。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遗书》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可是往 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这时候必须做 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 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看来公孙龙已 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 想的主流。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这样做的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家，就是程颐、朱 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 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 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

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但是这个理论无法 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假定一朵花和一片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 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 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且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邵雍以 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原 未有人道来。"（《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这个区别，程未分得很清楚。程朱，正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 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原理，即他们所说 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 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 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 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来依旧。"（同上）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同上）。它" 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 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

程颐讲的精神修养方法，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知道，程颢也说学者必须首先认识万物本是一体，"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从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键，来讲他们的精神修养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修养的方法论上， 以"敬"代"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离开了禅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修养的过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终目的是无须努力，还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观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这是新儒家两派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下面两章再回转头来讲这个问题。

处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理论是，圣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理论似即庄子之言的发挥。

新儒家处理情感的方法，遵循着与王弼的相同的路线。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 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 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这是程颢答张载问定性的回信，后人题为《定性书》。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与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讲周敦颐时所举的《孟子》中的例证，在这里一样适用。

从程颢的观点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这些情感发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与 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系。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应的情感罢了。他的心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 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以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如 果他遵循他的自然冲动，就会立即冲上去救那个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欢喜，他的失败也一定使他悲伤。但是由于他的行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 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无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往往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 东西，都显然与使他发怒的事完全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对象上迁移到不是所怒的对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视孔子这句话，认为颜回的这个 品质，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有意义的品质，并认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因此程颐解释说："须是理会得因何不迁怒。......譬如明镜，好物来时， 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遗书》卷十八）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由于没有把他的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种情感。正如一件东西可能照在镜子里，但是 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情感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 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 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 礼先生。第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 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昧，自有深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 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诜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诜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 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 其实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 容。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 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 他风流。在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 的对立面，而无宁说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侵禅伯，不谈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结合。

卢兆玉

第二十五章　新儒家：理学

程颐死后只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00年)就生于今福建省。这二十年中，政局变化是严重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 及汉、唐强大，经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 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960-1126年)，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一1279年)。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这个学派的 统治，虽然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独一的哲学系统，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人之前仍然如 此。

我在第十七章已经说过，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我 在第二十三章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钦定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正义"。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一1086年)写了几部经典 的"新义"，宋神宗于1075年以命令颁行，作为官方解释。不久，王安石的政敌控制了政府，这道命令就作废了。

这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他认为这是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注。他还作了《周易本义》、《诗集传》。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 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政府同样的认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须遵照朱注来解释这些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 种作法，直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为止。

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 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理

前一章已经考察了程颐关于"理"的学说。朱熹把这个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 子语类》卷九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

又有一段说："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同上)又有一段说："问： 枯稿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同上)笔之理即此笔之性。宇宙中其他种类事物都是如此：各类事物各 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程朱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 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

由于这个原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朱熹在《答刘叔文》的信中写道："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 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因此，所谓发明舟、车，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 车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质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着。朱子语录有一段说："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语类》卷一) 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同上)理总是都在那里，就是说，理都是永恒的。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理是其终极的标准。("极"字本义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处。新儒家 用"极"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 括。因此它叫做"太极"。如朱熹所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

他又说："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濂溪(周敦颐——引者注)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 极之理。"(《语类》卷九十四)由此可见，太极在朱熹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善"的理念，亚力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

可是。朱熹系统中还有一点，使他的太极比相拉图的"善"的理念，比亚力士多德的"上帝"，更为神秘。这一点就是，照朱熹的说法，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 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每个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种类之理；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朱熹 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

但是，如果万物各有一太极；那不是太极分裂了吗？朱熹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

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哲学中，要解释可思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关系，解释一与多的关系，就发生困难。朱熹也有这个困难，他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这 个譬喻是佛家常用的。至于事物的某个种类之理，与这个种类内各个事物，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出来。假使提出来 了，我想朱熹还是会用"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解决。气

如果只是有"理"，那就只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们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必须有"气"，并在气上面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 形。"(《答黄道夫书》，《文集》卷五十八)

他又说："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 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语类》卷一)我们在这里看出，朱熹是说出了张载可能要说而没有说的话。任何个体 事物都是气之凝聚，但是它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只是气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个此类事物之理而进行的凝 聚。为什么只要有气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这个原故。

关于理相对地先于气的问题，是朱熹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有一次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 有父子之理。"(《语类》卷九十五)一个理，先于它的实例，朱熹这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一般的理，是不是也先于一般的气呢？朱熹说："理未尝离乎 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语类》卷一)

另一个地方有这样一段："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同上)从这几 段话可以看出，朱熹心中要说的，就是"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同上)没有元气的时候。由于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说成是有始的，就是谬误 的。因此，若问先有理，还是先有气，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意义。然而，说气有始，不过是事实的谬误；说理有始，则是逻辑的谬误。在这个意义上，说理与气之间 有先有后，并不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问题是：理与气之中，哪一个是柏拉图与亚力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推动者"？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动者，因为"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但是理 虽不动，在它的"净洁空阔的世界"中，却有动之理，静之理。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并不静，但是气一"禀受"了动之理，它便动；气一"禀受"了静之理，它便 静。气之动者谓之阳，气之静者谓之阴。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中国的宇宙发生论所讲的宇宙两种根本成分，就产生出来了。他说："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 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语类》卷九十四)这样，太极就像亚力士多德哲学中的上帝，是不动的，却同时是一切 的推动者。

阴阳相交而生五行，由五行产生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宇宙。朱熹在他的宇宙发生论学说中，极为赞同周敦颐、邵雍的学说。

心、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 特殊的产物。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朱熹赞同程颐的"性即理也"的说法，并屡作解释。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遍形式的理，只 是个人禀受的理。这样，就可以解释程颖那句颇有点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程颖的意思只是说，才说理，便已是个体化了的理，而不是普遍形式的 理。

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朱熹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 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语类》卷四)所以任何个人，除了他禀受于理者，还有禀受于气者，这就是朱 熹所说的"气禀"。

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每个个人，为了具有具体性，必须是质料的体现，他也就因此受到牵连，必然不能合乎理 想。例如，一个具体的圆圈，只能是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圆。这是具体世界的捉弄，人也无法例外。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 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补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却得程氏 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所谓"气质之性"，是指在个人气禀中发现的实际禀受之性。一经发现，如柏拉图所说，它就力求合乎理想，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理想。可是，固有的普 遍形式的理，朱熹则称为"天地之性"，以资区别。张载早已作出这种区别，程颐、朱熹继续坚持这种区别。在他们看来，利用这种区别，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 争的老问题。

在朱熹的系统中，性与心不同。朱子语录有云："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语类》)卷五)又云："问：知觉是心 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成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同上)

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 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什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 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 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的，便是性。"(《语类》卷四)

在第七章中我们看到，孟子主张，在人性中有四种不变的德性，它们表现为"四端"。上面引的朱熹这段话，给予孟子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子的学说本 身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照朱熹的说法，仁、义、礼、智、都是理，属于性，而"四端"则是心的活动。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才能知道抽象的。我们只有通过心，才 能知道性。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陆王学派主张心即性。这是程朱与陆王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政治哲学

如果说，世界上每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一定有国家之理。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它必然安 定而繁荣；它若不依照国家之理，就必然瓦解，陷人混乱。在朱熹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恒地在那里，不管有没 有人讲它、行它。关于这一点，朱熹与其友人陈亮(1143-1194年)有过激烈的争论。陈亮持不同的观点。朱熹同他辩论时写道："千五百年之间，…… 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 坏，终殄灭他不得耳。"(《答陈同甫书》，《文集》卷三十六)还写道："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同上)

事实上，不仅是圣王依照此道以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成就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罢了。朱熹写道："常窃以 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 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 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同上)

为了说明朱熹的学说，让我们举建筑房屋为例子。建一栋房子，必然依照建筑原理。这些原理永恒地存在，即使物质世界中实际上一栋房子也没有建过，它们 也存在。大建筑师就是精通这些原理，并使他的设计符合这些原理的人。比方说，他建的房子必须坚固，耐久。可是，不光是大建筑师，凡是想建筑房子的人，都一 定依照同一个原理，如果他们的房子到底建成了的话。当然，这些非职业的建筑师依照这些原理时，可能只是出于直觉或实践经验，并不了解它们，甚至根本不知道 它们。其结果，就是他们所建的房子并不完全符合建筑原理，所以不可能是最好的房子。圣王的治国，与所谓英雄的治国，也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讲过，孟子认为有两种治道；王，霸。朱熹与陈亮的辩论，是王霸之辩的继续。朱熹和其他新儒家认为，汉唐以来的治道都是霸道，因为它 们的统治者，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因此，这里又是朱熹继承孟子、但是像前面一样，朱熹给予孟子的学说以形上学的根据，而孟 子的学说本身基本上是政治的。

精神修养的方法

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都有这种柏拉图式的思想，就是，"除非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国家。相拉图在其《理想 国》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将要做王的哲学家应受的教育。朱熹在上面所引的《答陈同甫书》中，也说"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但是做这种功 夫的方法是什么？朱熹早已告诉我们，人人，其实是物物，都有一个完整的太极。太极就是万物之理的全体，所以这些理也就在我们内部，只是由于我们的气禀所 累，这些理未能明白地显示出来。太极在我们内部，就像珍珠在浊水之中。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使珍珠重现光彩。做的方法，朱熹的和程颐的一样，分两方面：一 是"致知"，一是"用敬"。

这个方法的基础在《大学》一书中，新儒家以为《大学》是"初学人德之门"。第十六章中讲过，《大学》所讲的修养方法，开始于"致知"和"格物"。照程朱的看法，"格物"的目的。是"致"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知"。

为什么这个方法不从"穷理"开始，而从"格物"开始？朱熹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 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书》卷四十六)换言之，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存在 于外界和我们本性中的理。理，我们知道的越多，则为气禀所蔽的性，我们也就看得越清楚。

朱熹还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在这里我们 再一次看到顿悟的学说。

这本身似乎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辅之以"用敬"呢？回答是：若不用敬，则格物就很可能不过是一智能练习，而不能达到预期的顿悟的目的。在格物的时 候，我们必须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了见性，是为了擦净珍珠，重放光彩。只有经常想着要悟，才能一朝大悟。这就是用敬的功用。

朱熹的修养方法，很像柏拉图的修养方法。他的人性中有万物之理的学说，很像柏拉图的宿慧说，照相拉图所说，"我们在出生以前就有关于一切本质的知 识"(《裴德若》篇)。因为有这种宿慧，所以"顺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各个美的事物"的人，能够"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的本质"(《会饮》篇)这也是 顿悟的一种形式。

注：

*英文本作The school of Platonic Ideas("柏拉图式理念"学派)。-译者注

卢兆玉

第二十六章　新儒家，心学

第二十四章已经说过，陆王学派，也称"心学"，由程颢开创，由陆九渊、王守仁完成。陆九渊(1139-1193年)，人称象山先生，今江西省人。他 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他们围绕重大哲学问题，进行了口头的、书面的争论，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陆九渊的"心"的概念

据说陆九渊、王守仁二人都亲自经验过顿悟，然后对于他们的思想的真理价值，坚信不疑。陆九渊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 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象山全集》卷三十三)又尝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同上， 卷三十六)

朱熹赞同程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的回答却是"心即理"(同上，卷十二)。两句话只有一宇之差，可是其中存在着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在前一章 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 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作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的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 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同上，卷三十五)

可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出，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 见的实在，迥不相同。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 心)。

但是陆九渊的说法，只给予我们一个要略，说明心学的世界系统大概是什么。只有在王守仁的语录和著作中，才能看到这个系统的更详尽的阐述。

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

王守仁(1472-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他不只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有名的实际政治家。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 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 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 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其中有一段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 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 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 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同上)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 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 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两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 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 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明德"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给予《大学》以形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 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 是故见孺子之人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 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 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

关于"亲民"，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吾 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 也，以至于山川神鬼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同上)

关于"止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 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 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同上)

良知

如此，三纲领就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 事物作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 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 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我们已经在第二 十三章、第二十四章中看到，周敦颐、程颢都提出过同样的学说，但是王守仁在这里所说的，则给予这个学说以更有形上学意义的基础。

据说，杨简(1226年卒)初见陆九渊，问："如何是本心？"不妨顺便提一下："本心"本来是禅宗术语，但是也成为新儒家陆王学派使用的术语了。陆 九渊引《孟子》的"四端"为答。杨简说他儿时己读此段，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杨此时任富阳主簿，谈话中间还要办公，断了一场卖扇子的官司。事办完 了，又面向陆九渊，再问这个问题。陆说："适闻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杨说："止如斯耶？"陆大声说："更何有也！"杨顿悟， 乃拜陆为师(见《慈湖遗书》卷十八)。

另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 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这个故事没有说，通过谈话，这个贼是否发生了顿悟。但是它和前一个故事，都用的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标准的方法。两个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 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原故。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正事"(格物)

《大学》还讲了"八条目"，是自我的精神修养的八个步骤。头两步是"致知"、"格物"。照王守仁的说法，"致知"就是"致良知"。自我的修养，不过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行罢了。

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仁与程颐、朱熹都不相同。王守仁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他以为，致良知不 能用佛家沉思默虑的方法。致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务的日常经验。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 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传习录》上，《全书》卷一)物有是有非，是非一经确定，良知便直接知之。我们的良知知某物为是，我们就必须真诚地去做它；良 知知某物为非，我们就必须真诚地不做它。如此正事，就同时致良知。除了正事，别无"致良知"之法。《大学》为什么说"致知在格物"，理由就在此。

"八条目"的下两步是"诚意"、"正心"。按王守仁的说法，诚意就是正事、致良知，皆以至诚行之。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这种不诚，与程颖、王守仁所说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意诚则心正；正心也无非是诚意。

其余四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修身同样是致良知。因为不致良知，怎么能修身呢？在修身之中。除了致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须亲民；在亲民之中，除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可做呢？如此，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就是致良知。

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

再引用王守仁的一段话："人心是天渊，无所不赅。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用敬

由此可见，王守仁的系统，是遵循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等人的系统的路线，但是表述得更有系统，更为精密。他将《大学》的纲目安排进他的系统中，安排得如此之好，既足以自信，又足以服人。

这个系统及其精神修养方法都是简易的，直接的，这些性质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我们最需要的是首先了解，每人各有本心，本心与宇宙合为一体。这个 了解，陆九渊称之为"先立乎其大者"，这句话是借用孟子的。陆九渊说："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第二十四章已经指出，照新儒家的说法，修养须用敬；但是敬什么呢？照陆王学派所说，必须"先立乎其大者"，然后以敬存之。陆王学派批评程朱学派没 有"先立乎其大者"，支离破碎地从格物出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用敬，也不会在精神修养上有任何效果。陆王学派把这种做法比做烧火做饭，锅内无米。

可是，对于这一点，程朱学派可能这样回答：若不从格物做起，怎么能够先有所立呢，立什么呢？如果排除了格物，那么"先立乎其大者"只有一法，就是只靠顿悟。程朱学派认为，此法是禅，不是儒。

在第二十四章，我们已经看到，程颖也说"学者须先识仁"，仁与万物同体，识得此理，然后以诚敬存之。用不着另做别的事。只需要自己信得过自己，一往 直前。陆九渊的口吻也很相似，他说："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是孔子的权威，也无须尊 敬。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同上)我们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陆王学派是禅宗的继续。

对佛家的批评

可是，陆王学派和程朱学派都激烈地批评佛学。同是批评，两派仍有不同。朱熹说："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但空里面须有道理始得。若只说道我是个空， 而不知有个实的道理，却做甚用。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来一如无水相似，他便道此渊只是空的。不曾将手去探是冷温，不知道有水在里面。释氏之见正如 此。"(《语类》卷百二十六)又说："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同上)在朱熹看来，佛家说具体世界是空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 为具体世界的事物的确是变化的，暂时的。但是还有理，理是永恒的，不变的。在这个意义上，宇宙并不空。佛家不知道，理是真实的，因为理是抽象的；正像有些 人看不见渊中的水，因为水是无色的。

王守仁也批评佛家，但是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批评。他说："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 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 子意思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他又说："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佛]都是为了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同上)

我们若顺着这种论证推下去，我们可以说，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

注：

*英文本作The School of Universal Mind("宇宙的心"学派)。——译者注

卢兆玉

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

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新儒家的两派也是这样。照朱熹的说法为了了解永恒的理，原则上必须从格物开始，但是这个原则朱熹自己就没有严格 执行。在他的语录中，我们看到他的确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某些观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注释。他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理，而且 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这些永恒的理。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成分，这些成分随着程朱学派的传统继续发展而日益显著。程朱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 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

对于新儒家的反动

陆王学派就是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在王守仁时期，这种革命运动达到最高潮。陆王学派用简易的方法，诉诸每个人直觉的知识，即良知，也就是各人"本心"内在的光明。陆王学派，虽然始终没有像程朱学派那样为国家官方承认，却和程朱学派一样地有影响。

但是王守仁的哲学也被人误解和滥用。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所直接知道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它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 么做。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王守仁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可是后来他的门徒发展到似乎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 包括怎么做。这当然是荒谬的，陆王学派的人也确实吃尽了这种谬论的苦头。

在前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到，王守仁用禅宗的辩论方法批评佛家。这样的一种辩论方法，恰恰是最容易被人滥用的。有一个讽刺故事，说是有个书生游览 一个佛寺，受到执事僧人的冷遇。有一个大官也来游览，却受到最大的尊敬。大官走了以后，书生就问僧人为什么待遇不同。僧人说："敬是不敬，不敬是敬。"书 生就照僧人脸上狠狠打了一耳光。僧人愤怒地抗议道："你为什么打我？"书生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王守仁的时代过后。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无疑是批评 王学和禅宗的。

王守仁生活在明朝(1368一1643年)，这是一个汉人的皇朝，取代元朝(1280一1367年)的蒙古人皇朝。明朝被国内革命和外部侵略所推 翻，代之以清朝(1644-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汉人统治全国，这一次是满人。可是对于中国文化，满人比蒙古人百倍同情。清朝的前二 百年，整个地说，是中国内部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化有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滋长了文化的和社会的保守主 义。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方方面，对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反对程未陆王的领袖人物，都谴责他们在禅 宗和道家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已经丧失了儒家固有的实践方面。有人攻击说："朱子道，陆子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谴责并不是完全不公正 的，这从前两章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从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谴责完全是不相干的。正如第二十四章指出的，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是在清朝，儒家的正统地位空前加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等于说新儒家是假的，是错的。的确，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更容易欺骗人，从而把人们引上邪路。

由于这个原故，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摈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 汉学"。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从十八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 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争。文字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 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

由于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作出了惊人的成绩。他们的历史、语文学和其他研究，的确是清代文化最大的独特的成就。

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新 儒家的影响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精力都耗在"四书"上。其结果，对另外的文献，他们简直毫无所知。到了清儒致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 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经典了。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墨子》、 《荀子》、《韩非子》。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他们的工作是改正羼入原文的许多讹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现在才比以 前，例如明代，好读得多了。他们的工作，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的确大有帮助。这种哲学研究，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戟下进 行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个主题。

孔教运动

在这里不必详细考察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这里只说，到明朝后期，即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 入的数学、天文学深有印象。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周围地区称为"远东"，那么，中国人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远西，即"泰西"。在此以前，中国人 已经把印度称为"西天"；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泰西"了。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

我在第十六章说过，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 在政治上。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 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把它们当作不同的东西，而径直是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就像我 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同样地，西方文化的传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 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

刚才提到，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教土给予中国人的印象，在其宗教方面，远不如在其数学、天文学方面。但是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随着欧洲的军事、 工业、商业优势的增长，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十九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 之后，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冲击，就正在十九世纪末，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康有为(1858-1927年)发起了本国的孔教运动。这个事件决不是偶然的 ——即使从中国思想内部发展的观点看——因为已经有汉学家铺平了道路。

在第十七、十八章讲过，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古文学派，今文学派。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古今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我们已经知 道，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相信孔子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后来走得更远，竟然认为孔子是到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是人类中间的真正的神。康有为是清代汉 学今文学派的领袖，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

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时候，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更有过之。我们已经看到，在《春秋》中，更在汉儒的注释中，以及在《礼 记》中，有所谓"三世说"，即世界的进步经过三个时期或阶段。康有为复活了此说。加以解释说："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 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这些话是他在1902年在《论语注》卷二中写的。

康有为是著名的戊戌变法的领袖。变法只持续了百日，结果是他自己逃亡海外，他的几位同事被杀，满清政府的政治反动变本加厉。按他的意见，他所主张的 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子的真正教义。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注入他自己的新思想。除了这些，他还在1884年写了一部《大同 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具体的乌托邦，根据孔教的设计，将在人类进步的第三阶段实现。这部书虽然大胆，革命，足以使最能空想的著作家瞠目结舌，可是康有为自 己却远远不是空想家。他断言他的纲领，不到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决不可以付诸实施。至于当前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坚决主张，只能是君主立宪。所以在他 的一生中，他最初被保守派痛恨，因为他太激进了；后来又被激进派痛恨，因为他太保守了。

但是二十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了现代科学，它是与宗教对立的。因而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受到了限 制，而孔教运动也就夭折。可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1915年起草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教为国教。对于这 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妥协，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用儒教，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只是作为道德训练的基本原则。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从此再也没有 听说按康有为那种意思以儒教为宗教的话了。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谭嗣同(1865一1898年)在变法 运动失改的壮烈殉难，作为思想家他比康有为本人深透多了。他写了一部《仁学》，将现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引入了新儒家。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 书，说明要读《仁学》必须先读这些书。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想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事实很明显，当时的人简直不知道 西方的哲学，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

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本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是严复(1853一1920年)。他早年被满清政府派到英国学海军，在那里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人文学科的书。 回国以后，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斯《社会通 诠》，孟德斯鸿《法意》，以及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开始翻译这些著作的。此后他就非常出名， 他的译本广泛传诵。

严复译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 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第二个原因 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种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 过。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 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

但是严译的书目，表明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 复推崇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与严复同时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哲学方面理解比较透彻，见解比较深刻，可是是在他放弃哲学研究之后，他才闻名于世。他是王国维(1877一1927 年)。他是当代最大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岁以前，已经研究了叔本华和康德。在这方面与严复不同，严复研究的几乎只是英国思想家。但 是到了三十岁，王国维放弃了哲学研究，其原因具见于他的《自序》。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 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 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他还说，如斯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系统的产物。当时他所知道的其他哲学家都 不过是哲学史家。他说他若继续研究下去。可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同上)

我大段地引王国维的话，因为从这些引文来看，我认为他对西方哲学深有所见。用中国的成语来说，他深知其中甘苦。但是整个说来，在本世纪初，真懂西方 哲学的人是极少的。我自己在上海读中国公学的时候，有一门初等逻辑课程，当时在上海没有人能教这个课程。最后找到了一位教师，他要我们各买一本耶方斯的逻 辑读本的原本，用它作教科书。他用英文教师教学生读英文课本的办法。教我们读这本书。讲到论判断的一课时。他叫起我拼拼judgment这个词，为的是考 考我是不是在g与m中间插进一个e！

过了不久，另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倒是有意识地努力把这门课上成真正的逻辑课。耶方斯的书后面有许多练习，这位老师也不要求我们做，可是我自己仍然 在自动地做。碰到有个习题我不懂，我就在课后请求这位老师讲解。他同我讨论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能解决，他最后说："让我再想想，下次来了告诉你。"他再也 没有来，我为此深感抱歉，我实在不是有意难为他。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计划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门，相当于后来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有一个哲 学门，即中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成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位教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当然可以教这方面的课程。我于是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 但是使我沮丧的是，这位教授刚刚要教我们，却去世了。因此我只有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中国哲学门有许多教授，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今文学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陆王。其中有一位，信奉陆王，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 程，每周四小时。他从尧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还有五百年。我们问他，按这个进度，这门课什么时候才能讲完。他回答说：" 唔，研究哲学，无所谓完不完。若要它完，我一句话就能完；不要它完，就永远不会完。"

西方哲学的传入

1919年邀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素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讲演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 靠说明。但是他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已经一概废弃了。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的 学说的意义。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可是，他们的 访问中国，毕竟使当时的学生大都打开了新的知识眼界。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化教育价值。

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有区别的；又说佛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宇宙的心的概念。西方哲学的传入，也有类似的情况。例 如，随着杜威和罗素的访问之后，也有许多其他的哲学系统，此一时或彼一时，在中国风行。可是，至今它们的全部几乎都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还没有一个变 成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像禅宗那样。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 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 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实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 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但是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它没有取代负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

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 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问；"你还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 人要的是手指头。

正由于这个原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甚至在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以前，明代的李之藻 (1630年卒)早已同耶教神父合译了一部中世纪讲亚力士多德逻辑的教科书。他译的书，名叫《名理探》。在第十九章已经说过，"名理"就是辩名析理。严复 将逻辑译为"名学"。在第八章已经说过，名家哲学的本质，以公孙龙为代表，也正是辩名析理。但是在第八章我已经指出，名家哲学与逻辑并不完全相同。可是有 相似之处，所以中国人当初一听说西方的逻辑，就马上注意到这个相似之处，将它与中国自己的名家联系起来。

到现在为止，西方哲学传入后最丰富的成果，是复兴了对中国哲学包括佛学的研究。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一个人遇到了不熟悉的新观念，就一定转 向熟悉的观念寻求例证、比较和互相印证，这是最自然不过的。当他转向熟悉的观念，由于已经用逻辑分析法武装起来，他就一定要分析这些观念，这也是最自然不 过的。本章一开始就讲到，对于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汉学家已经铺了道路。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解释，主要是考据的，语文学的，不是哲学的。但是这 确实是十分需要的，有了这一步，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学观念。

由于逻辑是西方哲学中引起中国人注意的第一个方面，所以很自然的是，在中国古代各家中，名家也是近些年来第一个得到详纲研究的一家。胡适博士《先秦 名学史》一书，自1922年初版以来。一直是此项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其他学者如梁启超(1873一1930年)，也对于名家及别家的研究有很多贡献。

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甚至基督教会也未能避开这种精神的影响。为什么在中国的 许多教会把中国的哲学原著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书译成了西方文字，却很少把西方的哲学原著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书译成中国文字，大概就是这个原故。因此在哲学领 域，他们好像是在做一种可以称之为倒转形式的传教工作。倒转的传教工作是可能有的。正如倒转的租借互换是可能有的。

卢兆玉

第二十八章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 的哲学，将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 熟悉，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 这样做，比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 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 三个月；这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 观念。从历史家的观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 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 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 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 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 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 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 联合起来，阵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 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 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 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入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 《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一系 列的其他的书：《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已由牛津大学的休士先生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 《新知言》(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往下我试将各书要点略述一二，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 中国哲学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这某种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 演绎出《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地看作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辑蕴涵。不难看出，" 理"和"气"的观念是怎样从"有某种事物"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例如，"动"的观念，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即宇宙的某种实际 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涵于"存在"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存在是一流行，是一动。如果考虑宇宙静的方面，我们 会用道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必先有"有"。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 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人们把"有"、"动"想象为"上帝，万物之"父"。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 和形上学。

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 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象 征。

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 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 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

我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每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用范围。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作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作这样 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 相信数学一样。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种事物"为出发点。"有某种事物"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作的唯一的肯 定。

哲学的性质

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这在本书第二十一章已经讲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 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哲 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这几点虽然只是我个人意见，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倒是代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若干 方面。正是这些方面，我认为有可能对未来的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往下我将就这些方面略加发挥。

哲学，和其它各门知识一样，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但是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又与其他各门知识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 的"某物"。在这个"某物"中，存在着从逻辑上说不可感只可思的东西。例如，方桌可感，而"方"不可感。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发展不完全，而是因为"方" 是一"理"，从逻辑上说，"理"只可思而不可感。

在这个"某物"中，也有既不可感，而且严格说来，亦不可思者。在第一章中，我说，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由于它的反思的性质，它最终必 须思想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的"某物"。例如，宇宙，由于它是一切存在的全体，从逻辑上说，不可能成为思想的对象。我们在第十九章已经知道，" 天"字有时候在这种全体的意义上使用，如郭象说；"天者，万物之总名也。"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 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个思的本身。因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 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可是他仍须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 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一要这么做，它就立即溜掉了。这正是哲学的最迷人而又最恼人的地方。

从逻辑上说不可感者，超越经验；既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关于超越经验和理智者，人不可能说得很多。所以哲学，至少是形上学，在它的性质上，一定是简单的。否则它又变成了简直是坏的科学。它虽然只有些简单的观念，也足够完成它的任务。

人生的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在第一章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 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 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 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 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 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 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 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 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功利境界，然后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 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 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 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个，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前几章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 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 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形上学的方法论

在《新知言》一书中，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赞同诺思罗普教授说的：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 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 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道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推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说是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 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于它说什 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 总算对于它有所知。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是甚 至在柏拉图、亚力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 身与之同一，或在《形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 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岂不更好吗？

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 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宁说它 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 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 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 学。

禅宗有个故事说："俱胝和尚，凡有诘问，惟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号哭而去。胝复召子，童子回首，胝却竖其指，童子忽然领悟。"(《曹山语录》)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这样的真理：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卢兆玉

我们学习西方美学史，西方文学史，西方哲学史，乃至于现代的科技史及其应用和当代的自由经济学……但对于自己的文史哲其实是很缺乏系统学习的。这或许如中国的诗歌一样：篇什繁多，除诗经、楚辞外，却很难以再取其正。

中国的诗歌和人生的实践，是极其自由而又极少束缚的。不仅使中国的传统瓦解，对于西方也不曾有过真正的膜拜。中国人是自有其实用的方法的。

卢兆玉

哲学关系到人的处世立命，而诗歌则只是美或审美——她和人的处世立命没有必然的维系。

这是中国诗和哲学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