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迷途与困惑 孙葆 最近参加了一个诗歌创作座谈会,编辑与诗歌作者互动,一位年老的诗歌作者向编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刊物上刊登的诗,我们看不懂。我们喜欢郭小川那样的诗,可是现在买不到他的作品,你们的刊物为什么不能发一些那样的诗?国内一家很著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回答了他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刊物不是办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一语即出,全场大笑。提问的人尴尬,回答提问的人未必不尴尬。这是不是当下诗歌的尴尬? 我敢说,这位编辑说的是真心话。这年头刊物不好卖,刊物选稿当然要迎合读者。对市场最大化的占有是办刊的第一宗旨,编辑哪有闲工夫考虑几个老年读者热爱的郭小川?况且这样风格的诗似在“过时”之列,新诗已经更“新”,不是这样的写法,除了几个老朽记得他,当下连写诗的年轻人恐怕也不知道他的诗名了。 旋即又听到一位以惊人诗句走红的诗人说的一句话:诗迎合读者是可耻的。似乎是对这位编辑的话的诠释,又似乎不是。现代诗的确忽略了一部分读者,诗人任性地自顾自唱着自己的歌,全不顾读者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的诗集卖得好,面对着不买账的读者,那自怨自艾的诗谁会理睬呢? 就说那位提问的老诗歌作者,看来他是“落伍”了,他的诗得不到刊登,他要读的诗在市场上买不到。然而在他近半个世纪的阅读史中,他记住了郭小川。郭小川何等荣幸,他是以自己的诗住进千万读者的心灵的。当下诗人有几位能让人记住他(她)的一两句诗? 目前诗歌繁荣在网络上,打开微信,诗铺天盖地。究其然,诗只是在诗人的圈子里打转转,诗没有走向大众。诗人既是写诗的人,又是诗的读者,除此之外诗无法走向民众。诗发展到当今,成为圈子里的文化,已经背离了《诗经》曾经的社会属性,背离了唐诗朝野皆吟、妇孺皆诵的公众性,也背离了宋词全民吟唱的普及性。诗,只是诗人胸前的徽章,人们的情怀里已经没有诗。眼前的例子就是,人们激情喷涌时随口吟出的是古人的诗句,谁曾听到几句现代诗? 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唐人韩愈的诗句。当代有人硬说杜甫的诗名是宋代以后才确立的,在当时并不为人称道。不知他看没看到韩愈这句中肯的评价?李、杜的诗为什么震撼了他们的时代?就在于他们是为读者写诗的。在没有文学刊物的唐代,他们的诗是靠读者口口相传的。倘若读者不喜欢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绝对传不到今天。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描写的社会生活、人民苦难,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被人民深深喜爱着。李白有点浪漫,他是那种个人自顾自行吟的诗人,但是他唱出的是人民共同的心声,而不是自我的抽泣和哀怨,他的浩叹与时代应和着,回应着人民的关切,被受众接纳,人民当然记住了他。这就是当代诗与古典诗在行吟内容上的巨大落差。 当代诗苦恼着,苦苦地探索着突围,在突围中赢取受众。仔细检点一下,当代诗的探索都是形式上的探索,变幻着体式,吟着不痛不痒的自我。我们常常听说,某诗继承了某国著名诗人的某种风格云云。诗当然可以互相借鉴,甚至借鉴国外优秀的东西。但是诗首先是民族的,与本民族的语言基因具有不可割裂的沿袭传承关系。现代诗为什么不首先拷问一下应该向传统诗学习和继承些什么?比如,新诗使用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蜕变而来,是源与流的关系。新诗发展了百年,我们突然悟到,在这百年发展中我们割断了现代汉诗的源,诗怎能不彷徨?而我们嫁接出的诗的产品没有汉语的节奏,全像混血儿,还能够叫诗吗?我做过一个试验,把《共产党宣言》首段分行,我说这是马克思写的诗,一点不比当代某些诗人写的句子差。然而,那是史诗,我们看到的却大多只是造句。 读过此文,我有点替古人担忧:文章开始编辑的那句话“我们的刊物不是办给你这样的人看的”,回答的确很干脆,读者群体也一目了然。那么不禁推想:更不会是给圈子外的那部分人——人民大众看的了,这才是我们“收视率”的主体呀。追问:“你要给怎样的人看呢?”,这正对当今我们写的诗歌没人买账,仅能在圈子里你买我,我买你;你捧我,我嘘你,步入恶性循环的写照。华南虎就是这么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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