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相通的才会产生共鸣

大诗界评论员

只有相通的才会产生共鸣

今天的诗，很难形成共鸣。这首先是个性化表达主导了诗写作。其次不仅是个性化表达还有私密性写作也阻隔了读者的共鸣。读者去猜啊？猜得对不对啊？不对怎样共鸣，那矣不是让作者更加嘲笑读者的无知。所以作者既然不便道明读者便也不再多言。读过了便读过了，如过眼云烟。
曾有一些日子，诗的共鸣效验让诗成为文学的主帅，引领文学的潮流。今天的诗从数量上或许稍弱于前两年，但整体的质地也未见有明显的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诗是文学的先锋。这尤其表现在抒情诗当中，任何时代的时尚、新思潮大多数都是文学化后从诗中首先表现出来的。因为诗人的的敏感，抒情诗的迅捷，常常走在其他艺种的前面，成为文学的文学。
现在呢？诗更多地成为种种隐私的表述，成为说不明也道不明的东西。不仅读者读不清楚，诗人也说不明白。拿上一首诗你反问作者，“你写的是什么啊？”狡黠的作者会笑而不答，诚实些的会一脸茫然，无赖的便会说“诗成后与作者何干？”他们把糊涂的一堆丢弃给读者，却责怪读者的水准低下或故作高蹈“要相信读者的水准定不在诗人之下”——下言之即诗人不明白的读者可以明白，今天没有读者的明天可以有读者，读者有对诗再创作的权利……如此等等。一些作者的无赖之相到如此地步，诗的写作现状便可想而知？
当下的诗没有和诗的数量相当的读者或许正适用那个词——合该。其实除极个别确有难言之隐外，大多数可能还是达意不明，或主观上即以为诗的写作纯属个人的行为，如一些行为艺术家们的搞怪。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即行为艺术是直接的视角艺术而诗始终是隔着文字的文学，是通过人脑的思维而产生共鸣的交换器。器皿不全或构图不清，读者就无从审美。连审美都没有着落，共鸣何来？但这仍然不是当下诗界的顽固。
当下诗界的顽固，就在于诗人的刚愎自用，冥顽不化，就在于自朦胧诗以来“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赴。”的极端美学仍然操纵着当下的诗界。使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推向了群体的对立面。这个由起初的反拔到今天的极端，正是形成于相当数量诗人心中的结核。因为这个结核，一些诗人江郎才尽，一些诗人在看到诗确实没有前途后转行其他，更有极个别不惜以生命为这个结核所牺牲。
其实诗人原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情感本就因为介入社会生活才会形成波澜，而这一波澜的展示正是诗人才华源源不断的出口。现在新的美学原则的不屑事实上已在一些人的心中成为“不可”即不可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可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那个回避也成了彻底的远离。而这正阻隔了诗人与时代的关连，甚至是一种痛苦。即一方面诗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始终在社会中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却不许可社会化，不许可他们表达与社会的关系，生怕一如此表达就回到了从前，从而落伍于新的美学原则当然也就成为了新诗的落伍者，纵然有一两声喊好，也不及新美学原则在他们心中的失落。放弃诗便成了一些诗人的当然选择。
对一些新生代的诗人而言，无需回避，他们的阅读他们所接受的理论恰恰首先是自朦胧诗以来乃至于朦胧诗之后的这种被过于扭曲的人为的理论隔离。三十多年来，诗人的队伍更新最快，淘汰也最快，不是诗淘汰诗人，而是诗人淘汰诗，成为不愿意于当下诗的为伍者。从曾经的诗先锋到耻于被称为诗人的并非个案存在，难道还不够道出当下诗的窘境么？
诗人没必要只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没必要一味地为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歌功颂德，但更不应当刻意回避我们实现着的生活场景。时代在变，社会在前进，昨天新鲜的东西，今天未必还新鲜或许已经陈腐。当一种理论成为时代的绊脚时理应受到重审或扬弃。回到当初，朦胧诗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现代诗的又一道曙光，它使人眼前一亮，但它同样是时代的产物，而非与时代精神的隔离。“在“朦胧诗”的成熟形态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机制明显地起作用，蒙太奇、隐喻、反讽等手法为知识分子的集体经验提供了个人化、风格化的聚焦点；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和意象的审美张力则构成意识冲突戏剧性的对象化，这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经验的审美表达。如北岛的“墓志铭”和江河的“纪念碑”等著名意象 ，本身都隐含了一个集体形象，揭示出诗人与这一代人的共生关系。《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第十二章新思潮”但随后不断的推波助澜，却使其一方面远离了中国国情的一味地西化到最终被边缘化于政治之外（不谈政治，想谈也不成啊）一方面在反诗反崇高的走向下一步步坠落成为不着衣饰的青春期下半身的手淫和接近幼童期的排泄欲式的垃圾派。当代诗终于完成了从群体向散沙的彻底迁徙，完成了远离众生的历险，成为疲惫不堪的探险者困苦于心灵荒芜的岛屿。纵然群集于一起，彼此也不再信任。既然不相信社会怎又可能轻信于他人。诗人其实是我们当下最迷茫的人。一来他们轻薄的颂歌为“同行”所不耻，二来他们极端的泄愤为社会所吐弃。他们在彻底抛弃了诗的崇高之后自然很难回过头来重拾崇高。他们在暧昧、朦胧、隐晦的常态下也很难重回诗的清新明亮。诗人们困惑在生活的现实中，诗居在黑色的诗镜里，他们甚至无力描绘出他们生活困惑的现实处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对自然界的复苏，诗人们却无奈地选择了不同去向的逃亡。
谁也没有权利将诗人和社会隔离。诗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积极的且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诗人不是社会的破坏者，而是它的建设者，拥有者。诗人不应当成为社会的弃儿，当然诗人也不定要成为社会的骄宠。从古至今诗人就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阶层。有封建的士大夫，也有贵族士人，有宫廷歌手也有自由民，有当政的拥护者也有当政的批判者，有斗士也有平民。但诗人总是定格在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诗人是站立在不同阶层发言的人，他不定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他有理由成为他所处群体的代言人。诚然诗人们也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思想不等于政治，政治不可以没有思想。一个思想家可以远超于任何政治家之上，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同时必须是杰出的的思想家。诗人可以不谈政治，但不能没有思想。很长时间思想被动地和政治连在一起，成为“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词。也正是这个词的滥用，使得又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普遍地不愿意再提这个词乃至于远离政治罢言思想。其实人就是思想的动物，没有思想便没有了人类。诗人的情怀更多的就是由思想转化而来的。
诗人们触景生情、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怀、隐喻、象征，无一不是思想转化为情感的艺术手筋。但这个艺术手筋很重要，有没有这个艺术手筋的转换是我们判断其是不是诗的主要参照。古人云“一切景语、情语皆诗语”我想这是正确的。但一首诗中的景语、情景都是诗人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为着那个思想着的诗人而选择的。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就是一个自觉的参照物的选择。所以它们形成了一系列的对应，让读者在阅读的审美中形成自然的衔接从而形成共鸣。诗或者成熟的诗品（没有办法。当下网络不成熟的文字堆砌得太多）其实包涵着个性与共性的互存。没有共性的诗就成了迷。诗人笔下无言，读者也就永远不知道诗人要表达什么？诗人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读者当然也就不知诗人何以言？因此，诗要有读者，不管诗人的主观意识是为谁写作，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情感，他既然表达出来就得打开通往读者的通道而不是阻塞它们。而这些通道往往来自共性之门。诗人们从日常生活入手，从世人的关切处入手，然后上升为诗意的升华，表达诗人个性化后的主题。这样的诗不想拥有读者也很难。可现在难就难在诗人们走不出自己的精神世界，一走出去就神思恍惚。要么稍不留神不是又成为时代精神的单一传声筒就成了当下信息的复读机。在一个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时代，诗是落后于各类信息传媒的。这也是抒情诗的短平快（如果只为了传达信息的话）在当下的再次落伍。
诗还是应当回到诗和文学之中，回到诗艺术的再现里，回到文学的根基人学里去。以客观存在为当下的诗学基础，以国情民情为诗的出发点。无论你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纵然你已厌恶了直抒胸臆，但你也得从意象丛林里找寻到是诗的对应。当下有一种奇谈批评诗人把诗写得太像诗了。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诗写得像诗不好，那么诗写得像什么好呢？

2013-3-24

大诗界评论员

还是第一次用这个ID。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与互动批评。如有有悖于大诗界宗旨的也希望及时地指正。对于批评不当的言论更希望得到诤友们的谌误。

卢兆玉

诗是心灵的映像

一方面诗人可以复制原生的生活内容，并由此进入对生活的复述，从中揭示诗人对人生的感悟或审美；另一方面诗人更喜欢重新加工生活的图形，使其成为在诗人内心复合的映像。对一些诗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喜欢后者——这一经历复杂过程所呈现出的画面。有如画家的画而不是更准确的摄影。诗人不是传声筒也不是摄影师当然更不是复读机。在今天这个所谓的信息的时代，诗人更不可能满足于做信息的传递者。如同对原生做再处理一样，诗人在获得信息之后相信他会把对信息的处理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使之成为诗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们说诗可以指某一首诗，也可以指一首诗形成的过程。即从材料成为诗的这个全程。一个诗人即主导这一全程的人。我们常常说诗人这个词，不只是举证其对诗的拥有，即他曾创作过某些诗篇，是这些诗篇的版权拥有者，不，我们的意思决不止于此。我们说谁谁是诗人，是说他将“生活”创造成了诗，是对成诗全程的仰慕。是的做为读者我们不可能详细地知道每一首诗产生的过程，但我们一定知道这个过程不可略去的存在，没有这一诗化的过程就没有诗的存在。
诗从生活中产生但生活不是诗更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诗就在那里。”是诗人发现了诗或诗在那里等待着诗人。如果生活就是诗，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诗中生活，诗就成了等同于生活的另一个词汇而变得毫无意义。诗人的工作也就成了多余，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诗是由诗人历经诗的过程而产生的，所以这才有了生活之外的意义，才会成为一些人一生的追求，并因为其出色的成就而受到人们的景仰。这样的诗人也就成了一首诗，一首超出常人的诗，如同诗超出生活一样。
有些诗人因为时代而成名，有的诗人成就了一个时代，也有生不逢时的人但他们留下了诗章。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割断了与时代的关系，诗人就失去了他的立足之地，当然也就失去了所谓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一些读者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一些诗过时了一些诗人也过时了，甚至因为过时而否定他们曾经存在的意义，把他们从诗史的历程中勾画掉，好像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类诗或这一类诗人似的。然而历史不会记忆，任何时代任何人所涂上去的颜色历史是不会改变的。这尤其是有“字”为证的诗的存在。
因此诗人是幸运的，这幸运就在于他们用文字记录下“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下他们自己，无需史学家们书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已用诗将自己记录在史页上。“白纸黑字”中国人就喜欢这么说。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有案可查，这就是史料。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史的意识呢？我认为应该有。人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啊。很快我们都会化着尘埃或烟消云散。但我们既然有幸结缘了诗，结缘了可以“白纸黑字”留下凭据的诗，证明着我们曾经的存在。因此一个诗人首先要从内心敬畏诗。只有敬畏诗的诗人才能与诗同在。才能创作出更多的好诗。
说到好诗，一定有人疑问了“什么是好诗？”如果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真蠢。但好诗一定会具备如下一些因素：言前人所未言的；比前人言得更好的；言同代人所未言的；比同代人言的更好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自然会存在好次之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一首诗比那一首诗可能会好些，那只能说明我们读诗太少。说到这个问题，就又回到诗化本身。不能以为只要我们把文字罗列起来或排列出分行就是诗，就是可以蒙蔽他人的不分好次的白纸黑字。其实对于诗的入镜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前人们一直在做的诗的选编，尽管因为编者不同而各取所需，但大框框是差不离的。今后的人也会为诗做选编的。现在我们知道有《全唐诗》《全宋词》这些真的就是全编吗？不说李白诗作损失十之八九，就是全入选了，将来可能有《网络全诗》么？回答一定是否定的。或许会出现伪冠全名者。
因此好的诗一定会产生于当时并留下痕迹，那些被埋没的被遗忘的被后人所重新发现的毕竟是极少极少数。诗和诗人、读者（研究者也是读者）是三位一起的。没有诗人固然没有诗，没有读者（我是说没有绝对的没有）也不会有诗的兴旺。这和石头就在那儿，你看不看石头它都在那儿不是同一回事。诗注定要有作者之外的第二人，才会出现于世。没有第二人听到或看到那诗就等于不存在。所以谈到诗，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读者。或许这也是诗的必然的功利吧。佛陀传教，为什么要传教呢？这个世界虽然物以稀为贵，但人的世界还是要有群起的效应的。读者就是这群起的效应吧。诗，无论是什么，一定要通向读者是必定的。
仅以此篇做为对《只有相通的才会产生共鸣》一文的呼应。

2013-3-25

卢兆玉

作卷首语收进网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