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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场 - 诗歌计划2011”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余怒
余怒:刚才胡续冬提到他在北大给学生讲毛片,很好。很多学生太纯洁了,不解世事。中国当代诗歌界,也是这样,很多诗人太纯洁,太严肃,太不好玩了。诗歌中无趣、乏味、装。文学应该全面地反映人性,不只是纯洁的一面,还有消极的一面。不妨也弄一点毛片,但我所说的这个“毛”并不是下半身那样的“毛”,而是亨利米勒、凯鲁亚克、纳博科夫、库雷西那样的“毛”,带有文学性和语言革新的“毛”。我个人觉得,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是比较腐朽的,只有那么几种类型的写作方式。
大家都正儿八经的在写诗,提起笔就提醒自己“我在写诗”,作品过于像诗的样子,写出来就类型化了。我们再看看当代艺术,不断有人突破既有的艺术观念,拓展艺术的疆界。诗歌如果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写作者,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不断更新对诗的定义,不断的拓展。
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诗歌相对来说停滞了,没有人“胡闹”了,大家都正经起来了。给诗歌附带很多的,比如说社会的责任、道德、担当,都是诗歌本体以外的东西。我认为道德、责任那些东西,是人的责任,而不是艺术的责任。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比如说像塞林格、纳博科夫那样的作家。我们的诗歌,为什么不能像绘画界那样充满活力?为什么不能像杜尚,弄一个小便池放在这里,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品?小便池是不是艺术品是不重要的,关键是杜尚借此质疑了既有的艺术的定义、美学原则,拓宽了人们看问题的视野和对艺术的理解。现在的诗歌,暮气沉沉,诗人们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不敢随心所欲,乱一乱呢,像纽约涂鸦运动?像米罗的画,画很多小玩意,没有微言大义,只是好玩。为什么不能随便写两个句子,就说它是诗呢?将两个不相干的没有逻辑痕迹的句子拼贴起来——当然这两个句子之间,一定要达到奇妙、好玩、有意思的效果——只要使读者心里一动就行了,不一定要说出个道理、真理、抒发或担当个什么。这种拼贴的方法,我们想任意而为的手段和方法,为什么不运用在诗歌上?我觉得80年代中期的一拨人,就是韩东他们那一批,创作很自由,突破了前人的藩篱。只是韩东的追随者把他给妖魔化了。为什么说妖魔化?韩东诗歌中的那种独特的节奏、语调(尤其是语调),甚至分行的模式,被后来不动脑子的诗人照单全搬,一点不思改变。现在相似面目的口语诗铺天盖地,沦为中学生的日记。实际上用口语写诗,有各种方式,比如奥哈拉的方式、贝里根的方式,并不是只有《有关大雁塔》一种。瞧瞧奥哈拉、贝里根的口语多鲜活,再看看后来的口语诗人,那么呆板、僵死。80年代中期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在写各自的东西,虽然泥沙俱下,很多东西失效了,但是总有几粒沙金。现在,那种氛围没有了,都在强调传统,一片复古之声。有个钱文忠,居然给季羡林下跪。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心态,能搞出新的学术成果?战战兢兢,敢对前人的定论说不?现在有些诗人、文人,迎合大环境,借助强大的外力在艺术、诗歌领域为年轻人设置疆域。传统成了一块遮羞布,成了维护诗歌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可以倚靠的庞然大物。这种氛围,是不利于创新的。鼓励创新,并不是说新东西就一定是一种进步了,但是没有新东西,肯定是不利于艺术的进程的。传统重要,创新更重要。对于创新者,可以不提传统,因为之所以他成了一个大家认可的创新者,他一定有着传统的功底。这就是我个人对诗歌现状的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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