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可否认
不存在意识形态里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只是遵循资本的属性。资本就是唯利是图,掌握资本的人就是要保证资本升值。和以出卖劳力相比,资本不只是财富还是一种力量。所以要用强大的资本击败对手,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屯积财富。——这是一个中性的客观的评价。
如果资本家将资本拱手让人,那就违背了资本的道德。正如强盗不抢劫还叫强盗么?强权不借助法律的推行还叫强权么?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就是保护资本的,这就叫有法可依。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改革开放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就是要补上资本的这一课。所以作为以资本运行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结构,中国现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架构。我们——当然包括诗人在内就身处在这个架构中。用政治经济学家的眼睛看:当下的中国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运行。这个看似矛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倒置,事实上是既定政治(上层建筑)的主动撤退,也即邓先生所说的补课。因此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只要牢靠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出现完全形式的资本主义。
所以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本在经济的领域中运行,当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资本主义却不能深入人心。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也是一个看似矛盾着的中国。好在中国有毛有邓,所以处理矛盾激化不用担心。毛和邓都是中国的治国之本,其他的是治国之术。中国资本的快速扩张,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包括控制在国家企业的集团之中,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策略。如果人人突然间都富起来了,那还不是要人人都呼唤着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不!
在中国,在资本快速扩张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背景下,贫富的差距是难以想象的,小资、中产阶级,始终是一少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当中由于金融创新所催生下的信贷行为,是极易出局的,昨天是小资、中产,明天说不定就掉入相对贫困。中国消除贫困,却扩大了相对贫困。这个相对贫困的大多数所促使的只有少数人渴望资本,而大多数人则对资本主义还着恐惧。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人和基础。
所以若想在中国推进所谓的“民主”首先要通过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体制的改变——共产党让权;一方面要让相对贫困中的人享受到资本制度下的实惠,而不是如履薄冰地投“民主”一票。什么是民主说明了就是资本财团的操纵;就是从“精英”集团到“精英”集权。而中国有一个更富有影响力的词:人民共和。这个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倾向于大多数人的,起码在意识上是指向大多数的。
如果说这个大多数只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就错了。这个大多数包括上个世纪出生的大多数。毕竟“精英”只是少数。21世纪出生的人怎样呢?起码现在说不准。
为什么在这个只论诗的[大诗界]专门的谈这个问题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简单到诗人也要生活,现实的生活并不是诗人什么也不问地总在埋头写作。即使退休的人,他们也还有家庭子孙牵连着。他们可以与世无争,但却要为子孙争。没有办法,谁要让人只有延续后代而不是长生不老才能和时间赛跑而抵达未来呢?!
既然还在现实之中,那么就不能一味地处于精神与现实的分裂状态。诗人的现实是必须的;诗的现实也是重要的。不是总在自娱、自赏、自乐。诗的指向也在悦己娱人。一个这样的诗人,如果不是真正的与世隔绝,那有什么必要把自己说成是世外高人或神仙呢?
连“精神”们都很现实的面对着这个世界,诗人为何不呢?
因此,要解决困惑,解决身与心的困惑,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困惑,还要厘清我们当下所面对的现实的困惑——其中当然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困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困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困惑,精英与草根、“富人”与“穷人”的困惑(在中国目前绝对贫困的人不多,相对贫困下的人却很广,不认识到相对贫困,就难以认识当今的中国)。不解决或厘清这些困惑,诗人的写作也就缺少底气,就没有自我所感受到的正义感,而是在闪闪扑扑、躲躲藏藏,朦胧是艺术,暧昧就不是艺术而是委琐了。一个委琐的人,怎么能够作出优秀的诗篇来呢?
屈原为了自己的美政以香草美人自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郭沫若“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不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从这些诗句里,无一例外的表现出诗人的自信和对时代的切入。
认识和正视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经济现实、民生现实,无疑会提升当代诗人的表现力和诗的艺术价值及其走出自朦胧诗以来不断边缘化的诗人普遍存在的心灵阴影。走出阴影,到阳光之下,赤裸自己,做现实中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书斋里还未长大的学子……。不是阅历写作,是经历写作。现代派所呈现的是综合体,现实首当其冲。
2017-12-15
|
|